【李登輝病逝】李登輝的「遺產」是台灣與和平的災難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7月30日在台北榮總逝世，終年98歲；他一生對台灣最大的影響除了憲政改革，就屬兩岸關係。從國統綱領到「兩國論」，坐實了一位嬗變政客的面目轉換，多數人認為其為政治投機與分裂份子、一生背叛，為個人的些許政治利益走向台獨；儘管也有人為他戴上「民主先生」的冠冕。

從極統到極獨，說他是台灣操弄意識形態最厲害的政客也好、台獨教父或民主教父也罷，對台灣而言，如何放下(或學着面對)「李登輝的遺產」將是重點。

因為，李登輝逝世後，台灣在兩岸上所面臨的挑戰只會更嚴峻，因為李登輝種下的「獨」，區域和平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一個中國時期：光復大陸到國統綱領的轉變

「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這是1996年，李登輝就職演說所說的話。今天的大陸年輕一代很難相信，這是出自李登輝之口。

蔣經國逝世時，李登輝哀悼輓聯上寫着：「厚澤豈能忘，四十年汗盡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遺言猶在耳，億萬人水深火熱，誓一心一德早復中原」，而後在首場記者會表示「只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88年8月進而在國民黨、行政院內都設立「大陸工作」組織，此時處處顯露出其贊同以三民主義光復大陸的蔣氏遺囑。

先前蔣經國已在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從而使兩岸恢復交流。1991年3月，台灣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並由辜振甫擔任董事長。同年12月中國大陸也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由汪道涵擔任會長，正式啟動兩岸的溝通管道。此時逐漸浮現的問題是，兩岸協商所涉及的政治涵義，該如何定位？

1990年3月，李登輝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李登輝在國統會中提出「一國兩府」的概念，但遭中共批評「在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1年2月國統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擘劃「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三階段四原則」的統一方針，爾後並於1992年7月31日頒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台灣定位為「自由地區」、「台灣地區」，等同「一國兩區」思維法制化。10月26日，兩岸在香港舉行會談，會後提出的「九二共識」，成為此後近三十年兩岸關係最重要、而又明滅不定的通行號誌。

從一個中國到外來政權治下的兩個中國

1993年11月在美國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後記者會上，江澤民表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李登輝任內的台灣經濟部長江丙坤以「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回應。據此，1992年國統會以及「九二共識」確立的「一中」基調發生了質變，成為「兩個中國」，這可以說是1990年代初期兩岸論述最大的轉折點。

1994年3月，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表示「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能心平氣和地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這時的李登輝，已經與六年前繼任總統之位時，態度明顯大相徑庭了，也透漏其對國民黨的改造，終極目的是要鍛成「台灣國民黨」。一般認為，李登輝就是在此時徹底暴露了其台獨本質，香港《明報》曾就此發表社論，在指出其台獨本質的同時，對他進行了嚴厲批判。

同年7月1日陸委會發布《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表示一個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到此，一中的政治涵義，已被輕輕抹去。

1995年4月8日，李登輝提出「李六條」作為對「江八點」的回應，包含：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增進兩岸經貿往來、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等。從這幾點都可以看到往後民進黨內「務實台獨」、及後期蔡政府在兩岸態度上的影子。

二十五年來，台灣內部在應對中國(或一中)命題，態度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反抗，然而從李登輝到蔡英文，也僅能在「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等詞下作文章。現實中，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又何曾真的改變？

放不下「登輝遺產」 台灣往後將更苦

1996年9月14日，李登輝端出「戒急用忍」政策，限制「高科技、5,000萬美元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進入大陸。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在回應北京政府把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的提問時，更進一步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

至此，李登輝與大陸徹底決裂，他本人也不甚在意，在往後的政治生涯，李登輝與九零年代時的李登輝，儼然是兩種人格。

李登輝對台灣之危害，並不在於其個人究竟是不是日本人，而是在於在充斥機會、台灣經濟仍強的時代，以個人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算計綑綁了整個台灣，為台灣帶來了戰爭衝突的巨大風險，也打開了台灣政治與社會撕裂的盒子。

最終，「兩國論」也沒真的成，政治社會越來越向極化撕裂發展，往後的經濟與產業升級更是失敗，開啟了台灣經濟衰敗的過程。

防止台商外流大陸、「特殊國與國」，這些在今日部分台灣人看來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時台灣人也知道，現實中「戒急用忍」並未成功，「兩國論」更是。李登輝的主張，最終都是政治利益，與人們在意識形態上的激情，他操弄並利用了人們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

但是，他從未真正在意台灣現實的需要。

台灣獨立根本毫無可能，不管中國大陸是否崛起，也不管外部力量會不會介入，獨立於台灣而言都是一個假議題，一個災難性的假議題。李登輝對此可能比多數台灣人都清楚。同時，大陸是最大市場，當時亦是龐大廉價勞動力所在，一切蓄勢待發，不只是台灣，世界各國都將工廠遷至大陸——台灣的對手韓國更是如此。

然而，最終停滯二十多年的，也僅有台灣。戒急用忍，而非規劃台灣長遠產業並積極轉型；嚷着「台商不能外流中國大陸、掏空台灣」，忽視了經濟潮流下資本及企業找機會的必然。更逃避了，政府在其中需要主導的角色。

以口號處理現實，以政治掏空經濟。他是台灣「兩國論」始祖、更是以「中國對台灣影響力沒這麼大」麻痺台灣人的始祖。不論認為他是「台獨教父」或「台灣民主之父」都好，但在現實中其所挑起的意識形態之爭，其所造成的「中華民國」空洞化，以及其所擅長的「以政治口水蓋經濟」，在他逝後都將持續影響台灣。

最終，在這個國際局勢完全不同於九零年代的時代，可能給台灣帶來的風險、給台灣人未來的苦痛，將會非常大——除非，有人能帶領枱灣社會，放下「登輝遺產」，重新務實地給台灣找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