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台灣人」認同創新高？　2010年代兩個節點的意義

台灣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每年發佈的三幅「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向來是兩岸關係當中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受到兩岸觀察家們的重視。
今年7月3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台灣人認同、偏向台獨（維持現狀後獨立）支持度與民進黨支持度紛紛創下1990年代初開始調查以來的歷史新高，引發社會關注。
應當注意到，民調結果的源自當下民意，但並非歷史最終結論，台灣人政治態度2010以來，實際上曾產生過兩次「趨勢反轉」。

對於最新的調查結果，台行政院長蘇貞昌評論台灣人認同為「天經地義」，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也於7月6日在台媒《自由時報》投書，稱李登輝與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扮演了「建國思想傳播者」（Nationalism Carrier）的角色，在1990年代以降不斷發揮「正向傳播效能」，使「台灣人認同」達到如今的高點，並認為這個趨勢已是單行道，指出「民意結構和趨勢如此，價值觀、國族認同再不調整的話，國民黨和民眾黨末來只有更趨沒落而巳」。

台灣人認同乃理所當然，果真如此？實際上，不論是蘇貞昌「天經地義」或者是林濁水「建國思想傳播者」的說法，都沒有注意到，光是2010年代以降，台灣「重要政治態度」民意就歷經了兩個反轉點，所以與其說認同的轉變受《台獨黨綱》輻射、視之為歷史結構之宿命，不如說是歷史無常數、端看政黨如何操作。

台灣人政治態度2010以來的兩次趨勢反轉中，2014年、2019年是兩個分水嶺。2014年以前台灣人認同、偏獨立者、民進黨支持度持續上升，2014年到2018年則發生第一次趨勢反轉，中國人認同、偏統一者持續上升，國民黨支持度也回升，其後2019年發生第二次趨勢反轉，在第二次趨勢反轉中，台灣人認同、偏獨立者、以及民進黨支持度均創下調查以來的新高。

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上述政治態度的兩次反轉？從兩次反轉的時間點來分析，主要影響因素應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跟2018年底台灣地方選舉結束至今的兩岸官方嚴重齟齬，和隨之而來的香港反修例示威運動；2020年的趨勢加固，則與新冠肺炎疫情脱離不了干係。

2014年太陽花運動的爆發並不是民進黨主導、香港2019年反修例示威也不是，關於外部因素影響台灣人的政治態度，其實早已有之，最著名的例子是1994年台灣旅客在浙江省杭州千島湖遭集體殺害後，台灣人認同首次突破20%並開始大幅上升、同時中國人認同比例則不斷向下，兩年內由26.2%跌到17.6%；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也有這種效果。

2010年代幾個事件比較下來，與其說民進黨引領時代潮流，不如說民進黨善於從事件中汲取養分，比如太陽花運動的反轉，起初主軸是反對「黑箱」決策以及自由貿易協議導致分配不公，爾後質變成為反中運動，助推民進黨接連勝選；2019年的反轉則源於2018年台灣地方選舉結束後，兩岸官方對抗程度迅速拉高，再加上香港示威影響，民進黨豎立「抗中保台」大選主軸、痛打國民黨的兩岸論述，並贏得史上最高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讓台灣人對兩岸緊密往來的恐懼得到放大，兩岸隔絕後，反轉的趨勢得到加固。

除了操作面之外，台灣人認同變化幅度劇烈，其實也跟問卷題目不曾清楚定義概念有關，究竟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台灣人」、什麼是「統一」、什麼又是「獨立」？這些概念30年來在台灣人心中變化巨大，所以表面上測的東西是一樣，實際上則物換星移。雖然定義不夠明確，但光是台灣2010年代的趨勢兩度反轉，即可知認同與政治立場是可以不斷變化的，「台灣人認同」、「偏向台獨」絕非蘇貞昌所謂「天經地義」或林濁水的「建國思想傳播者」奏效，而是具有極強的外部性。

2016年、2020年連續兩次的總統大選與立法院選舉都勝選，固然賦予民進黨政府強力的正當性，但是在身分認同與統獨立場的相關政策實踐上，卻也有更加強硬之處，2016年蔡英文所說「只要我當總統一天，我會努力，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在2019年以降「民主防護網」不斷構建之下，未來蔡英文是否還可能會努力？或者，在台行政院長蘇貞昌最喜歡說的「剛好而已」之下，如何保障政治信仰的自由？這些或許是台灣社會在關注某一政治認同創新高時，應該思考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