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挑戰中央底線終須買單　被倒逼出的國安立法

作為「基本法」之後最重要的涉港法案，港版國安法的開創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從中既能看出中央對過去數年香港情況的「憤怒」，也能看到中央試圖努力保持「一國」與「兩制」，自由與安全兩種價值觀的平衡。港版國安法出台後，有人斷言「一國兩制已死」，有人說這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壓艙石，眾說不休，我們又當如何解讀和認識這部「港版國安法」？

已經正式開始實施的「港版國安法」，最直觀的特點是問題導向清晰，嚴厲程度超乎外界預想，體現出中央對過去數年間，尤其是「反修例」運動期間香港混亂狀態的不滿和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港版國安法」是一部被倒逼出來的法律。

從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開始算起，至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港版國安法」從醖釀到正式出台僅用了8個月。相比多數法律從醖釀到人大審議通過往往需要數年甚至十餘年相比，「港版國安法」的「雷霆之勢」背後，是中央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急迫心理。

無死角懲治反修例亂象

從法案的具體條文來看，處處都有針對「反修例」運動期間各種極端行為的影子。「港版國安法」對於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大罪行」的定義相對廣泛，比如「分裂國家罪」的行為中包括「煽動、協助、教唆或以財產資助上述行為（分裂國家）者亦屬犯罪」，這意味着不僅使用武力才屬實質分裂國家行為，變相舉港獨旗或者叫囂「香港獨立」也可能入罪。

根據港府發言人7月2日深夜的表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是有港獨、或將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的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義。這句在「反修例」運動中被示威人群廣泛使用的口號，已經被正式認定為觸犯了國安法。

再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中的第三款、第四款，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機關場所，使其無法履行職能」，意味着國安法執行後，若再出現去年修例運動中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阻礙警員執法的現象，即可逮捕入罪。

而在法案第二十四條中，「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設備」、「嚴重干擾、破壞水、電、燃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電子控制系統」均被認定為「恐怖活動罪」，如果今後再出現去年「反修例」期間打砸港鐵、圍堵機場、阻斷隧道等行為，當事人有可能會被以「恐怖活動罪」定性論處。

相比2009年澳門自行通過《國安法》最高刑期30年的規定，「港版國安法」將最高刑期提升為無期徒刑，且對保釋有限制條件。香港法律規定警方只能扣留疑犯48小時，但「港版國安法」第42條規定，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否則不予保釋。2019年7月31日，40多名被控參與香港上環暴力事件的嫌疑人在提訊當日獲准保釋。同年8月底，黃之鋒、周庭等「港獨」骨幹被香港警方拘捕，但香港法官很快允許他們保釋。這種「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情景，在未來涉及國安的案件中，恐怕將很難再現。

此外，「港版國安法」第44條規定，因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同時，對於特殊案件，涉國安法罪行可豁免陪審團——第46條指明，律政司可以基於保護國家機密、案件有涉外因素、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人身安全等理由，豁免陪審團要求，並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有大陸法律學者對此表示，基於香港目前較為普遍的「黃絲」立場、「反中」情緒，如果在一些情況特殊的國安案件中依然沿用普通法的陪審團制度，可能會出現陪審團成員集體只顧立場、不問是非的情況，導致國安法在執行中出現問題，規定「豁免陪審團要求」，正是要避免上述情形出現。

泛民、建制與港府皆非無辜

上述法條的種種所指，被法律學者普遍解讀為「點了『反中亂港』的死穴」。根據香港警方公布的數據，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間，警方拘捕近9,000人，當中1,700人被檢控，其餘近5,000人仍接受警方保釋候查或「踢保」，另有1,500人獲無條件釋放。而被捕人士所牽涉的罪行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傷人、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普通襲擊、縱火、刑事毀壞及襲警等。目前已有約100人承認控罪或經審訊後被定罪。而在被捕人數中，近80%的被捕人士為30歲上下，40%的被捕人士為學生，反映香港的違法活動有年輕化趨勢。

經過一年的「反修例」運動，香港激進反對派從北京收穫的最大、最真實、最直接的「政治果實」就是國安法。「港版國安法」的嚴厲，正是要對反對派中的激進勢力進行震懾，尤其是扭轉年輕世代對「違法達義具有正當性」的看法。香港越是反中脱中，中央就越需要主張及落實對香港的主權及治權。由於香港反對派的政治幼稚，對中國歷史與政治及國際地緣政治的無知，使得他們無法預測這一結果。

同時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反對派中的激進勢力，港府與建制派多年來對於香港國安漏洞的延宕與不作為，亦是倒逼中央出台「港版國安法」的重要因素。

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央治港的重大關切，當年《基本法》起草時，中央考慮到陸港差異，不宜將內地的相關法律直接引用到即將實行「兩制」的香港，於是才訂立第23條，要求和授權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但由於香港社會一直以來對國安議題缺乏體認，總是用意識形態眼光來看待國家安全，抗拒第23條立法，2003年還爆發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第23條立法。另一方面，港府2003年推行第23條立法時也存在手法不妥的問題，未能與香港社會做好溝通解釋工作，缺乏把握和引領民意的能力。即便如此，有分析認為當時港府還是有機會勉強主導通過，但是相當數量的建制派政客出於政績、選票的考慮，臨陣脱逃，最終功虧一簣。後來幾屆港府鑑於2003年立法失敗，一直消極無為，拖延立法，建制派也缺乏足夠的勇氣與擔當來推動立法工作，彷彿第23條的憲制性責任已不存在。

香港國安漏洞長年暴露在外，既嚴重妨礙央港互信，滋生中央對香港國家安全漏洞的焦慮，進而限制中央所能給予香港的政治空間，又無形助長近年來肆虐香港的分離主義，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突出風險點。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也曾給予香港充分的時間。2015年全國人大出台《國家安全法》，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在新聞發佈會上談及涉港澳內容，依然強調香港應根據基本法自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並特別點出「國家安全法並未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也就是說，2015年時，中央依然希望港府自行完成立法。直至2019年4月（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01曾呼籲，為避免遲遲無法就23條立法而引發法律缺口，中央應主動為基本法23條釋法。相較於直接出手制定「港版國安法」，由全國人大釋法顯然要相對柔性。

只是中央的耐心有個前提條件，即香港社會能夠主動面對國家安全議題，積極和中央溝通協商，求同存異，早日解決問題。修例風波打破了「最後的期待」，少數激進示威者屢屢訴諸暴力甚至衝擊「一國」底線，「政治攬炒」、「暴力攬炒」和「經濟攬炒」興起，破壞街道和交通設施，衝擊中聯辦，焚燒國旗，污損國徽，令香港陷入「九七後最嚴峻的局面，『一國兩制』正受到最嚴峻的挑戰」。

這讓中央看清了香港社會（特別是香港年輕一代）反中、脱中的導向與基礎。這種情緒也激發了內地人厭港或迴避香港的情緒，使得內地赴港旅行觀光訪客數量大減，對香港的基層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嚴重威脅香港的長治久安，但也正是反對派「攬炒」的目標。

同時，「反修例」也把香港問題推到了地緣政治（主要是中美）及文明衝突的最前線，香港問題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重要議題。一些西方國家情報機構人員公然出現在示威隊伍中「指揮」，一些西方組織幾乎是公開向「港獨」勢力提供財物支持，甚至還發生了台灣向香港運輸燃燒彈的惡劣事件，充分暴露出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反中前線的威脅——香港非但不願接受中國的政治秩序，甚至不惜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嘗試顛覆中國內地的政治秩序。

形勢所迫之下，北京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繞開香港立法會，從國家層面制訂港版國安法。考慮到香港面臨的國安隱患，為了確保港版國安法有效實施，中央還在香港派駐國安公署，「監督、指導」香港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港版國安法還明確，國安公署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相較而言，澳門因為己經自行完成國安立法，中央就不用派駐國安公署。這既說明香港終究無法逃避國安議題，更說明港府、建制派的懶惰拖延、消極無為只會帶來相對被動的局面。

香港社會需正視現實

可以說，沒有這場修例風波，沒有從港府到建制再到泛民在修例問題上的不作為、亂作為，就不會有今天的港版國安法。反對派中的激進群體不講政治倫理、挑戰中央底線和權威，與建制派的投機心理、沉默的多數不割席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香港全體為之買單。

香港要想重新出發，各方都必須要徹底反思。高度自治權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如果香港沒有能力對國家安全予以充分保護，這個信任就被香港自身所動搖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此前接受香港01採訪時曾表示，中央政府已經對香港「非常失望，不單對特區政府失望，對香港的愛國力量也失望」。

但亦有內地學者指出，失望歸失望，中央並沒有以法定程序收回對香港本地立法的授權，而是以直接訂立「港版國安法」的方式先行規制國安問題，繼續給香港留下本地立法的空間（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與「港版國安法」並行不悖），這可以看做再次保留了對香港本地立法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善意。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應該準確理解中央留下的本地立法空間，在國家安全制度建設上及時跟進，避免逼迫中央再次啟動「國安立法」的擴展程序。

被倒逼出的「港版國安法」折射出香港高度自治能力的不足，折射出香港社會對國家安全的理解與共識程度的不足，港府與香港社會都應該深入地自我反思，該怎樣交出一份合格的國家安全答卷，來匹配自身的高度自治權所應該達到的德性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