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北京疫情反彈網傳「投毒論」　回顧美國對中朝細菌戰

自從北京的新冠肺炎疫情倏然於2020年6月11日反彈以來，截至18日已錄得183宗本土確診病例，促使北京社區防控工作進入「戰時狀態」。由於感染源頭不明，有內地網民懷疑病毒會否是境外「投毒」所致？儘管缺乏科學根據，不過這確實勾起美國曾暗中發展生物武器並於1950年代對中朝發動細菌戰的黑暗歲月。

早在二戰時期，美國就秘密發展生物武器，該項目獲得的資金僅次於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且美國作戰部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年）主張不要遵守禁止於戰時使用毒氣與細菌的《日內瓦議定書》，因為其「涉及國內、政治和道義問題而妨礙我們的準備，降低我們的戰爭潛力，從而被我們的敵人視為國家軟弱的表現」，故史汀生雖形容生物武器為「骯髒的勾當」，卻仍建議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大力發展。

令人髮指的是，為了取得日本「七三一部隊」的人體實驗數據，精進自身的研究成果，美國不惜同意該部隊創始人石井四郎（1892─1959年）的交易：「如果以文書形式保證他及其手下可以免除犯戰犯追訴，他願意提供細菌作戰的細節資料」，就此豁免與隱瞞投入細菌戰的日本戰犯罪責，還暗中僱請18名成員到美國工作。因此無論中國提出多少證據與指控，七三一部隊的戰犯始終逍遙法外，僅有部分來不及逃匿的成員遭蘇聯抓獲並予以判罪。

迨日本戰敗遭美軍進駐後，美國於橫濱設置名義上研究亞洲疾病的醫療部隊，稍後改為「聯合國軍第406診療所輸血部」。乍看之下這是個提供輸血的組織，但實際上則背負研發生物武器的秘密任務。此外，美軍還在埼玉縣建造細菌武器工廠，並直接招募原七三一部隊成員來操作設備，形同在戰後繼承並擴大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不過美國對此毫不猶豫，並在1951年朝鮮戰爭時首先動用化學武器，接著再通過戰機空投帶菌蚊蟲、雞毛、樹葉、鼠類等媒介，向朝鮮與中國東北發動細菌戰，令曾受日軍生物武器毒害的中國再度淪為受害國。更罕為人知的是，美國竟徵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1894─1986年）、若松有次郎（1897─1977年）等七三一部隊成員前往朝鮮戰場，協助美軍散播日軍研發的流行性出血熱病原體，以及細菌炸彈等生物武器。

儘管細菌戰並未替美國帶來決定性優勢，但為了獎賞石井四郎等人的「戰功」，美國仍於1952年取消驅逐千名日軍軍醫戰犯的命令。如此不僅不利於日本認識與反省自身的侵略罪責，也替日本右派的再度崛起鋪墊温床。

而中國通過在反常季節出現的蚊蟲鼠類、以及25名美國空軍戰俘的供詞，很快就確認美國正有序地發動細菌戰。而由於企圖調查真相的國際紅十字會與聯合國有受美國干涉的危險，中國邀請了三股力量獨立調查，一為由國內70餘名醫學專家組成的「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一為「國際民主法律工作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派出的八人調查團；最後是以著名科學家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為首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

三方調查後都得出中、朝兩國受細菌戰侵襲的結論，李約瑟等人還提出約700餘頁的詳細報吿《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實事報吿書及附件》（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CONCERNING BACTERIAL WARFARE IN KOREA AND CHINA），證實東北起碼受害37例，朝鮮13例。而美軍使用的帶菌蚊蟲共計18種，含有炭疽桿菌、傷寒桿菌、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等細菌，甚至還有引發農作物感染植物炭疽病、紫斑病、黑粉病的病原體。1952年，美軍更乾脆向黑龍江甘南縣投下717隻將死或已死的小田鼠，企圖散佈鼠疫。

但在這些如山鐵證前，美國竟誣稱該報吿書是「偽科學」，並將李約瑟等人列入黑名單，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年）還反咬一口稱細菌戰是中朝兩國的「政治宣傳」，並譏笑「共產黨無力照顧他們控制下的人民的健康」。接著到了1954年，《密勒氏評論報》（China Monthly Review）持有人鮑威爾（John William Powell，1919─2008年）因刊載發美國對華展開毒氣戰、細菌戰的報道、和肯定「紅色中國」的政績，美國逕自以傳播假消息、引發美軍不忠誠、損害美國利益為由起訴之，打算殺雞儆猴，湮沒美國一切不光彩的手段。

基於冷戰意識形態與「美國至上」的道德論，美國迄今都不肯承認曾對中朝動用生化攻擊的事實，但根據諸多已公開檔案，不僅核實了中國的控訴，甚至還揭露美國打算再朝他國下手的詳情。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國打算向古巴散佈葡萄球菌腸毒素（SEB）、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VEE）、貝納氏柯克斯體細菌（Coxiella burnetii），預計殺害古巴1％人口約7萬人；1964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提議，向古巴引進一種稱為野菰（Bunga，或Aeginetia indica）的甘蔗寄生植物迫使古巴糖產減少30％，「在三至六年內完成糖產業的毀滅」，並建議散播口蹄疫病毒。

儘管這些計劃並未付諸實行，但美國改在越南戰場使用大量生化戰劑。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年）雖於任內批准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同時促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但卻特別聲明美國在內外戰事使用除草劑與催淚瓦斯不受議定書限制，同時保留生物武器「防禦性研發」的權利，並以「使美國國家安全和商業機密面臨風險」為由，迄今不肯完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核查機制，這就替美國繼續研製生物武器和越戰罪行卸責。

如今，禁用生物武器在國際社會已是金科玉律的「普世價值」，兩國關係再怎麼敵對都不該動用此種手段傷害對方人民。而美國面對國內節節高攀的確診病例，以及突然再度開始大流行的勢頭，實應放下政治成見攜手共抗疫情才是，再怎麼說，全世界的「戰疫」不僅尚未到能鳴金收兵的階段，反而是剛剛開始下半場而已。但美國卻貿然切斷對世界衛生組織（WTO）的資助，又無力遏制疫情，這與朝自家人民發動生化戰有何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