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香港治理之變　北京考量的兩個大局

全國政協會議閉幕當天（5月27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並就「港版國安法」發表講話，呼籲香港各界攜手打好、打贏「香港保衛戰」。在「香港保衛戰」之前，中國剛剛經歷過「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為了打贏後兩場保衛戰，可以說不惜一切代價。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話說，「一季度經濟出現負增長，生產生活秩序受到衝擊，但生命至上，這是必須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對於擺在面前的「香港保衛戰」，中央也是一樣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做了最壞的後果預期，從中不難看出中央的政治意志。

夏寶龍與港區政協的會面，與其同為政協副主席的兩位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亦有參加。據與會委員引述，夏寶龍在會上直言，從「佔中」到旺角騷亂再到去年延續至今的反修例風波，已經觸碰了中央底線，中央也忍了很久，今次推出「港版國安法」，中央已準備好抗擊外國勢力的干預。

對於接下來香港的可能局面，夏寶龍表示預計這段時間香港會受到衝擊，甚至出現更壞情況，但都不會動搖中央落實「一國兩制」和訂立「港版國安法」的決心。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劉兆佳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所說：「中央表現出的強大意志，並不是說從來都有，中央對香港不可能沒有諸多政治顧慮，比如擔心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會不會打擊特區政府，會不會連累建制派，甚至會不會影響到香港對中央的信任，會不會讓香港社會產生恐懼等等，所以中央現在這種強大的意志也是被逼出來的……面對嚴峻的國家安全局面，中央才產生那種強大的危機感、緊迫感，才要背水一戰。」

將時間倒推至2015年7月，彼時中央推出國家層面的《國家安全法》時，即便香港已經發生過「佔中」運動，但中央仍寄望香港能通過自行立法修補國家安全性漏洞。而今隨着香港反修例風波的爆發，內外兩個大局在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催化劑的影響下發生變化，尤其是當這樣的變化觸及了中央的底線，改變已在預料之中。

對內：看似消極其實積極

內外兩個大局是十八大至今中共領導人反覆提到的。香港對自身內部這一「局」的變化有真切的感受，尤其是去年6月爆發、延續至今的反修例風波，已經將香港拖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中央今次出手訂立「港版國安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反修例風波發生以來的香港之亂。雖然香港人心思變，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什麼才是香港真正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也鮮有人認為香港之外正在發生的另一個「大變局」跟自己有多大關係。所以當中央布下「夏駱新局」，試圖推進對香港的結構性改革時，港人普遍顯得不明所以；當中央將外部勢力定為攪亂香港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時，港人卻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表示「哪有什麼敵對勢力」，認為這不過是中央「搞香港」的一種託詞。

不管港人願意還是不願意，中國的內外兩個大局已經發生了變化。於內部而言，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很多人可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嗅出了悲觀的味道，比如在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穩就業、保民生」貫穿始終，單單「保」字就出現了85次；再如報告中沒有具體設定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目標，而該指標自1995年設定以來，僅在2000至2002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的經濟恢復期連續三年沒有設定；再如李克強在兩會最後一天的記者會上坦言，中國還有6億人每個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可見「厲害了我的國」背後依然有着龐大且脆弱的底層……

對於這些蛛絲馬跡，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解釋是這是另一種實事求是，因為如果沒有這次疫情，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目標會定在6%左右，但疫情發生以後有的事情不由其做主，世界經濟衰退已成定局，中國受到的影響還有很多不確定性；李克強亦對高頻出現的「保」字有另一種理解，「聽起來，『保』好像是一個相對消極的說法，但其實不然。『六保』針對的都是當前突出矛盾和風險隱患，是直面和克服問題困難挑戰的積極舉措。」不論如何，中國內部的變局是確定無疑的，中國5月下旬陸續推出的幾份紅頭文件—《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等等，都是為了應對內部變局所做的調整與規劃。

對外：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再看外部之變。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已有不少人預測世界格局可能的變化，雖然每個人的側重點不同，但基本上都認同一點，那就是世界格局將會因為這場猝不及防的疫情發生根本性變化，人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這樣的世界格局之變，對於中國來說，感受更為明顯。

一方面，在疫情發生前，中美兩個大國就已經是「新冷戰」的狀態，現如今疫情、台海、香港等全方位的較量，更是讓中美關係進一步降溫，甚至不少人開始預言中美局部熱戰的可能性。尤其當美國總統特朗普以「不惜切斷所有對華聯繫」相威脅時，更是加劇了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擔憂。

另一方面，疫情目前在中國得以基本控制，卻仍在全球蔓延，中國既被不少國家寄予了「救世主」的厚望，又不得不因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而背負着某種程度上的「原罪」。也因為這樣，此一外部變局對中國來說既是難得的機遇，比如中國或可借此在新形態的全球化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又挑戰重重，比如國際社會層面的排華、經濟層面的去中國化以及法律（政治）層面的調查與追責等等。

香港：最前線下驚慌失措

不消說，在中國的內外變局之下，香港注定是反應最為激烈的那一個。再加上自身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更是讓習慣於從香港看香港的各方，對於香港之外的變局熟視無睹。現如今，當香港在各種歷史和現實因素的裹挾下被推到大變局的最前線時，人們才開始驚慌失措，尤其是「港版國安法」的訂立，令不少人擔憂美國一旦真的取消了香港的特殊法律地位，不再承認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勢必打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到時香港還有什麼獨特優勢可言？在整個國家戰略中又該如何自我定位？

類似的焦慮情緒，就如同香港回歸之初不少人的茫然失措一樣，這是香港重整旗鼓再出發必須經歷的陣痛期，這樣的陣痛期是長是短，雖然與外部變局關係密切，但說到底關鍵還是取決於香港自身，「香港保衛戰」還是離不開700萬港人。

中央對此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因為在中央看來，香港已經不會比現在更糟了。反修例風波發生以來，有太多的「證據」表明，這是香港自回歸以來面臨的最嚴峻危機，香港也確有滑向「反對大陸基地」的切實風險。

如果說走上街頭的示威者一開始的訴求還是明確的，那就是「撤回惡法」，但隨着形勢的發展與演變，尤其是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響起，並在香港各個角落被張貼被傳播，運動的性質已變。時至今日，「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更成為了一些人明目張膽叫喊的口號。雖然部份港人可以辯解說暴力「攬炒」者只是少數，不代表多數走上街頭的「和理非」，但停不下的車子會不會最終拖垮馬，誰也不敢拿香港作為賭注。

世界在變，香港如何能不變？

回看香港回歸至今的二十三年，鄧小平當年承諾的那句「五十年不變」就像港人的心魔一樣，好像只要站在己方立場維持現狀就可，不怕掛一漏萬。但香港之外，中國在變，美國在變，世界也在變，一心只想着「五十年不變」的香港最終不可避免被捲入到一場大變局中，代價就是整個社會的嚴重撕裂，以及無以名狀的身份焦慮。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就像反修例風波一樣，至少時下來看，正是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民意海嘯，讓各方都無法再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而今次全國人大推動制定「港版國安法」，雖然短期內香港可能會遭遇美國制裁，自身的金融中心地位和優勢也會受到影響，但長遠來看，對香港來說終究是利大於弊。

所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只是不知道，港人是否能真的讀懂當前「全域」與「一域」的真實關係？

上文節錄自第21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日）《香港治理之變　北京考量的兩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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