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建構的族群概念

撰文：無心人
在傳統客家硏究者眼中，「客家人」一般被定義為由北方遷至南方的中原人，如客家學始祖羅香林先生便指：「客家是中國民族裏的一支，他們的先民，就是因為受了邊疆部族侵擾的影響，才逐漸自中原展轉遷到南方來的。」【1】羅先生其後又進一步指出：「客家民系的形成雖與五代時候各個割據政權無涉，然以其在當時所處的地域為南唐以南，王閩以西，馬楚以東，南漢以北的地帶，即閩粵贛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帶，各個割據政權的融化勢力，既不能支配他們，而適以環繞他們，使他們保持了傳統的語言和習俗……所以，客家這系統的形成，大體已晚在五代至宋初。」【2】羅先生其後又認為，「客家」此名稱的由來，應可早溯至東晉元帝時之「給客」制度，而至唐宋時，「政府簿籍，乃有『客戶』的專稱。而客家一詞，則為民間的通稱。」【3】羅先生既為客家硏究之先驅，其見對往後的客家學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後的客家硏究者，大多均沿習其說。

然羅先生之理論，實多有與史實不符之處，使近年的客家硏究者，多對其說有所修正。如萬芳珍、劉綸鑫、劉鎮發等學者均指出，「客家」名稱的由來與客戶並無關係，而應至明中葉以後，閩、粵、贛三省交界客家核心區居住的移民外遷方產生，而至清中葉的土客械鬥方完成。【4】因此，「客家人」與其如羅先生所言般乃是南下的中原人，毋寧說是一種族群對自我身分的認同。而「客家人」在族譜中常常強調的從河南南遷之記載，亦與此種自我身分的認同有直接關係。因此，在客家族譜中，偽託宗族來自河南的情況應頗普遍，故其自河南來之故事亦未必全然可信。是以玆文正欲就「客家人」之意涵，及河南對客家人身份認同、正統性的意思作一略述。然值得強調的是，本文之主要關注，在明清之客家人，故現今客家人的身份認同，雖正若梁肇庭、劉鎮發二氏所言，有很大程度發生在二十世紀初時，羅香林先生正式對「客家人」此概念作出清楚的界定之後，但因此已超出明清之斷代，故本文亦不會就此作出討論。

一、客家人的身分認同

「客家人」此概念的產生，正若梁肇庭先生所言，應與明中葉以後，在嶺家地區的客家移民與本地人的接觸與衝突愈加頻繁所致。【5】 據梁先生所述，在十六世紀時，原本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客家核心區居住的移民，因嶺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外遷，如梅盆地的客家遷至海豐、歸善地區；而核心區東部的客家則遷往泉、福、溫州地區。【６】據萬芳珍、劉綸鑫指出，其時客家所選擇遷徙的地區，「一反由開發區向未開發區流動的單一模式，大批進入閩粵核心地區及沿海工商繁榮之地」。【7】正因客家是次選擇遷徙的地區乃已開發區，其地本身已有大量的原住民，致使客家移民與原住民的衝突愈加頻繁：在本地人眼中，客家移民乃語言、社會與文化習俗均奇異的不速之客；而客家人在當地遭受的歧視、缺乏穩定耕地及對水等資源的競爭，亦令種族隔閡愈加嚴重。【8】客民與原住民這種經濟、社會、文化上差異及競爭，使「當地居民日益感受到移民在經濟上的競爭和潛在威脅，雙方發生摩擦、衝突漸至械鬥，『客家』作為與當地人相區別的移民代稱，大約就在這個時期。」【9】因此，「客家」此詞，原本應是當地人對外來移民的統稱，而非一民系的自稱。嘉慶《增城縣志》的以下記載，便頗足說明「客家」一詞之本意：

明季兵荒叠見，民田多棄田不耕，……康熙初，伏莽漸消，爰謀生聚，時有英德長寧人來佃於增，葺村落殘破者居之。未幾，永安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清丈時，山稅之占業寢廣，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而楊梅、綏福、金牛三都尤夥。 <br><br> 客民男女俱習田功，且耐勞苦，本亦可取。其見恨於人者，在佃耕之例。其例有長批有短批。長批……而田主莫能取盈。轉佃他人，亦必先索其值，甚至佃經數易，田主仍有不知者。短批……然名為更招，仍不外原佃族黨……此則客民惡習，為土著所嗟歎者也。【10】

上所謂「客民」無疑便是相對於增城「土著」的外來移民。由此則可見，即使至嘉慶時，「客」的意義亦僅止於「外來移民」，而非一民系的自稱。至清康熙初年的遷界，及其後的展界政策，更令「客家人」得以由粵東遷入珠江三角州地區；而珠三角地區的固有宗族勢力，其時雖因遷海令而有所削弱，但海禁一廢，回歸舊居，不久即恢復元氣，大族如沙灣何氏、大良龍氏等，在清代勢力仍甚強。因此，遷入珠三角的客人，便不可避免地與回歸的土戶爭奪土地資源，使雙方不免產生衝突。上舉《增城縣志》編纂於嘉慶年間，其時土客鬥爭尚未嚴重，故縣中對客民的描述亦只是毀譽參半，既嘉其墾荒之功，耐勞苦之特質，又強佔土地之惡習。

二、河南與客家

在客家人的族譜中，經常可見其宗族乃從河南南遷的記載。如大埔《范陽鄒氏族譜》便言：「應龍公三子……鄒八郎公，原住雙井，因避元兵，移居清溪社蕉坑……十郎公……見國運衰亂，致仕而歸」。【19】《崇正同人系譜氏族篇》謝氏條亦載：「宋景炎年間、有江西贛州之寧都謝新，隨文信國勤王，收復梅州」。 【20】至徐旭曾宗族之和平《徐氏族譜》更明確記載：「……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戰，而父子俱歿；德隆則隨宋帝南下，迨宋祚已絕，義不臣元」。【21】此可見從河南遷居之說，實多為客家人族譜所沿習。「客家人」之宣稱自身從河南南遷，實有二種作用：一、使來源、種族，甚至語言均不同的「客家人」獲得一種身分認同。二、透過標榜自身源自河南，在土客鬥爭中取得對土地之正統擁有權。事實上，正如不少硏究者指出，於族譜中普遍宣稱自身宗族源流於一地的行為，並非單獨客家人方有，如珠江三角州的宗族，便普遍宣稱自身來自南雄珠磯巷一地。正因如此，對珠三角宗族宣稱來自南雄珠磯巷的原因略作探討，或可幫助了解「客家人」宣稱來自河南之因由。葉顯恩、周兆晴在述及珠三角宗族標榜自身來自珠磯巷的原因時，指出：

各族姓源自珠璣巷的傳說，有助於消融以祖籍意識爲基礎的團體壁壘，促進彼此間的認同意識，起到整合移住者群體的作用。正因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認同點從祖籍和神明信仰轉移到珠璣巷的傳說，我們未曾發現移住者以祖籍地緣爲基礎的團體間大規模衝突糾紛的記載。他們能順利地對三角洲水網區作有效地治理與開發，無疑是與此有關的。移住者以珠璣巷的傳說爲認同點整合起來, 顯然也有利於與土著居民的抗衡。【22】

由此可見，宣稱各族同源的主要作用，正是為了「起到整合移住者群體的作用」，並使「意識形態上的認同點從祖籍和神明信仰轉移到珠璣巷的傳說」。上部已述，「客家人」實為一種族群身分的認同，「通過對自己身份的確認以期獲得相應和相關的利益的權力，它的過程是一種生存的策略，因而帶有強烈的政治性意味」【23】，其界定與血統、語言並無直接關係，故在所謂「客家人」中，各宗族的實際祖籍，甚至種族均可能不盡相同。因此，「客家人」宣稱自身宗族遷自河南，其中一主要目的，便為製造一同源的現象，以達致整合、團結內部的目的。

而除了製造上述同源現象外，「客家人」宣稱自身從河南南遷還具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在土客鬥爭中取得對土地之正統擁有權。前部已述，「客家人」作為一種族群的身分認同的產生，應為明、清時土客鬥爭的直接結果，而成熟於清代中後期。而正若梁肇庭先生指出，客家人對自身性格特徵、宗族來源的強調，均與此種日益增強的鬥爭有關。【24】正如科大衛先生指出，客家人身份認同的改變，始於他們當中的學者開始建構一個起源傳說，並把他們付諸寫作。【25】而最早進行這種起源傳說之建構的客家學者，便為徐旭曾，其言：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自宋徽、欽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從之。寄居蘇、浙各地，迨元兵大舉南下，宋帝輾轉播遷，南來嶺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舉族相隨。有由贛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逾嶺至粵者。沿途據險與元兵戰，或徒手與元兵搏，全家覆滅、全族覆滅者，殆如恒河沙數。天不祚宋，崖門蹈海，國運遂終。其隨帝南來，歷萬死而一生之遺民，固猶到處皆是也。雖痛國亡家破，然不甘田橫島五百人之自殺，猶存生聚教訓，復仇雪恥之心 一因風俗語言之不同，而煙瘴潮濕，又多生疾病，雅不欲與土人混處，欲擇距內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屬患難餘生，不應東離西散，應同居一地，聲氣既無隔閡，休戚始可相關，其忠義之心，可謂不因地而殊，不因時而異矣。當時元兵殘暴，所過成墟。粵之土人，亦爭向海濱各縣逃避，其粵閩、贛、湘邊境，毗連千數里之地，常不數十里無人煙者，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西起大庚，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 <br><br>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築室墾田，種之植之，耕之獲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隨成一種風氣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爲客；該地之人，也自稱爲客人。終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義之後，其孰能之！？【26】

徐旭曾之言，實包括客家人的宗族形成傳說的三項重點：一、其族乃遷自河南，其遷徙原因乃在南宋末時，隨宋室南渡而南遷。二、其由始至終均忠於宋室，扺抗元朝，且在宋亡後義不仕元。三、當時因戰亂，使客家人遷居地少有人煙，客人乃於是地定居。其中尤以上述第三項最為值得注意：徐旭曾稱南宋末時「粵之土人，亦爭向海濱各縣逃避，其粵閩、贛、湘邊境，毗連千數里之地，常不數十里無人煙者」，故客家人「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而當時客家人居往的地區竟「西起大庚，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

按南宋末時客人南遷，其聚居地正若前文所言，實集中於明清閩、贛、湘三省邊界地區，而斷沒有徐旭曾所言般廣泛，故徐氏所列舉的地區應為清代時客人聚居之地。而此點實為一極值得留意的地方：科大衛先生在分析珠璣巷傳說時，曾指出如珠璣巷傳說般的宗族形成傳說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目的，便為它們實表示權利的歸屬。科先生並進一步指出，珠璣巷傳說的側重點並非為製造不同族姓的同源 (common multi-surname origin)，而是為製造宗族定居的歷史(history of settlement)【27】。 即利用此類傳說，對當地的原住民宣示宗族對土地占有的合法性。蕭鳳霞女士與劉志偉對這種宗族定居歷史的重要性，更有進一步補充，其指出：「通過南雄珠璣巷的故事，地方大族追溯出他們與北方漢人之間不言而喻的聯繫，並證明他們在不斷擴充的三角州地區有入住權。」【28】至劉志偉的研究，亦發現番禺的沙灣何氏，正是透過上述依附宗族由南雄遷來的身份，以取得一種正統的身份，使「他們定居和開發沙田的權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更能得到正統的價值規範的認可。」【29】而「客家人」自稱從河南南遷，其目的蓋亦與此相近，乃為顯示自身對土地擁有權的正統性的表現，其實應隱含了一種向土著居民宣示自己對現居地的擁有權的正統性。這種對自身正統性的宣示，在清中後期時，土客針對土地衝突日強的情況下，更獲得絕對的強調。而客家人之在族譜中強調自身源自河南，隨宋室南渡，及其對宋之忠誠，正欲為此種正統性尋找理據；其與珠三角宗族的最大分別，只在珠三角宗族顯示自身正統性的方法是明朝時官方的稅收、里甲登記文件，而客家人的方法則為強調自身隨宋室南遷，乃中原正統漢文化象徵的身份。

前文已述，客家人之強調自身從河南南遷，其主要目的乃在透過此點使「客家人」獲得一種身份認同，及在土客鬥爭中取得對土地擁有權之正統性。正因如此，承認自身來自河南的客家宗族，本身是否真的於河南遷來並非重點。而此正與上舉沙灣何氏依附宗族由南雄遷來一般道理。是以在族譜中宣稱自己於河南南遷的客家宗族，固然有一部分為真確，但應有更多是值得懷疑的。如清流東華鄉基頭村《雷氏家譜》對祖先遷居地之記載，便頗足反映此種特點。蕭鳳霞女士與劉志偉曾指出，在珠三角社會，被視為「水流柴」而遭到宗族地主歧視的疍（蛋）民，在「通過科舉考試，謀得官職」後，便可能亦會透過虛構族譜的方式，掩蓋家族過去水上居民的身份，如新會天馬鄉陳氏便為其中典型。陳氏族譜中之〈天馬開基事畧〉載：

我祖之始基也，居石溪北角，即石頭鄕中樂都十三圖一甲……祖妣梁氏聞耗，即携子逃於小喬舅家，強徒欲絕根株，多方偵索。舅以小喬人弱，恐不能庇。潛呼小艇載往長熊，置於其戚屬漁人郭公處……馬熊村本馮姓……遺屋招售，祖妣以賤值得之，遂安居矣。【30】

據蕭、劉二人所述，此族譜乃天馬陳氏中，已取得功名且遷入縣城的一房所編，其實反映了「一個生活在水上的流動居民，如何在陸上定居下來，進而獲得戶籍，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大族的故事。」【31】

筆者之花費不少篇幅敍述天馬陳氏的故事，乃因在清流東華鄉基頭村雷氏的家譜中，亦可發現此種身份轉換的相似例子。清流東華鄉基頭村雷氏雖漢化甚深，但其祖正若郭志超指出，實乃畲人。【32】然此支雷氏之族譜中卻有以下記載：

一世 始祖憲公，字鎮山，任同州刺史，妣甄氏，生二子：和、平。
二世 和公，任豫州刺史，妣田氏，子未詳。
平公，任符州刺史，妣伊氏，生三子：隆、訪、應。…
七世 甫公，任洪州刺史，世居豫州，後徙寧化安厥址焉，妣鳳氏，生五子：敞、詳、審、贊、响。葬寧化大岡山。…
九世……伯御，妣蔡氏，一子；繼妣曾氏，生三子。宋寧宗慶元間携三十公徙居麻滄，是為清流一世祖也。…
十世 三十，伯御公長子，諱可立，字允貞，妣潘氏，生五子。葬清流，蛇形。…【33】

由上舉族譜可見，此支雷氏自言其一世至六世祖，均居於豫州（即河南），至七世祖甫公時方「徙寧化安厥址」。按雷氏既為畲人，即閩、粵、贛地區的土著，故其亦應世居閩、粵、贛一帶地區，又如何能「世居豫州」？且族譜所載雷氏一至九世祖之名諱，均為傳統漢族知識分子之樣式，如憲、和、甫等，唯其十世祖卻名為「三十」，其名簡略，實似非漢族的土名。此實為一極值得注意的地方：因若雷氏在十世祖前果居河南、改漢名，有一定的漢化程度，又如何會於十世祖時突然改回畲人之土名？是可推見上述雷氏族譜中一至九世祖居河南、寧化的記載，很有可能乃漢化（客家化）已深的雷氏後人之虛託，而雷氏實際上乃世居清流矣。此正合雷氏為畲人土著的身份。正如張光宇所言：「歷史上曾經有過一種力量迫使畲族認同客家（漢人），使他們寄身在客家的族幟下對外表布自己的身份，而把自己真正的身份隱藏起來。這種力量來自漢畲通婚以後漸積而然的自然歸趨。其結果是混淆了外人對客家與畲族的分際。例如浙江的畲族通通都被認為是客家。」【34】

按張光宇雖誤以為客家之得名，乃源於畲人對外來移民的稱謂，但其上述意見，則頗為正確。事實上，由雷氏之宗族構成傳說，即可推見雷氏便為張光宇所言之，自認為客家人的畲人：清流東華鄉基頭村雷氏在族譜中自稱在南宋時，自河南而來、又經寧化南遷。而河南、寧化均為客家人常用的身分認同，故可見其族實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矣。事實上，客家與畲人實在語言、服飾、禮俗等方面均有相似之處。【35】由雷氏之例，則可示從河南南遷只為客家人身份認同的一種象徵，其實際上是否真的由河南南遷，甚至其宗族本身是否漢族，則不必真確。

三、結語

傳統的客家硏究者，囤於時代、背景所限，對「客家人」此概念多有誤解。而這些誤解，在近年的硏究修正下，已漸漸獲得辨清。在本文中，筆者正欲透過此些近期的硏究，嘗試對題目中的各項問題作出解答：首先，「客家人」是一種種族群的身份認同，而非指由北方遷至南方的中原人。而「客家人」此種概念的形成 — 即有人開始自覺自身為「客家人」的時間 — 應在明中葉後，原本居住閩、粵、贛三省交界，客家核心區居住的移民，因嶺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外遷而起，至咸豐至同治年間的土客大械鬥時，「客家人」作為一種族群的身份認同方真正成熟。而正因客家人僅為一種族群的身份認同，在不同種族、地域的「客家人」中，便需要一個共同的來源，以整合移住者群體的作用；而河南此一中原正統性所在的代表，正起着此種整合種群的作用。此外，通過比較珠三角宗族的珠璣巷傳說與客家人的河南來源傳說，可見「客家人」所以在族譜中標榜自身源自河南，實為在土客鬥爭中取得對土地之正統擁有權。是以自認為「客家人」的宗族是否真的來自河南，並非重點。因此，在客家族譜中偽託宗族來自河南的情況應頗普遍，如清流東華鄉基頭村之雷氏便為一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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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頁37。
【3】同上註，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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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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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熊學源修；李寶中纂：《增城縣志》（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74，據清嘉慶二十五年年刊本影印），卷一，〈客民〉，頁227至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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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陳支平著：《客家源流新論》，頁72至98。
【17】彭兆榮等著：《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合肥市：黃山書社，2006），頁49至51。
【18】劉鎮發：〈客家的歷史與客家話的定義〉，收入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硏究：第四屆客方言硏討會論文集》，頁23。
【19】羅香林輯著：《客家史料匯篇》（香港：中國學社，1965），大埔《范陽鄒氏族譜》條，頁129至130。
【20】羅香林輯著：《客家史料匯篇》，頁7。
【21】羅香林輯著：《客家史料匯篇》，和平《徐氏族譜》條，頁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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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彭兆榮等著：《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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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徐旭曾：〈豐湖雜記〉，收入徐金池編纂：《廣東和平徐氏宗譜總譜》，1991年編印，1993年重印，卷二，頁18。
【27】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1, 1989: 11.
【28】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 —— 明以後珠江三角州的族群與社會〉，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頁4。
【29】劉志偉：〈祖先譜系的重構及其意義—珠江三角洲一個宗族的個案分析〉，載《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史》，1992年第4期，頁29。
【30】新會天馬鄉《陳族世譜》，〈天馬開基事畧〉，頁1a。
【31】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 —— 明以後珠江三角州的族群與社會〉，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頁4。
【32】轉引自郭志超：〈有關畲漢通婚的譜牒資料輯說〉，收入陳支平、周雪香主編：《華南客家族群追尋與文化印象》（合肥市：黃山書社，2005），頁249。
【33】郭志超：〈有關畲漢通婚的譜牒資料輯說〉，收入陳支平，周雪香主編：《華南客家族群追尋與文化印象》，頁252至253。
【34】張光宇：〈大槐與石壁 ~ 客家話的歷史、傳說〉，收入賴澤涵主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頁327。
【35】王增能：〈客家與畲族的關係〉，附於陳支平著：《客家源流新論》，頁173至174。

本文為來稿，原題為《客家人是什麼？》，本稿題目由編輯擬定。<br>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如欲投稿歡迎電郵至history@hk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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