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傳統中國為何跳不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
在傳統中國，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是任何一個王朝都難以擺脱的宿命。通常來說，每一個有追求的大一統王朝都會反思前朝覆亡的教訓，但只要時間一久，必然漸不克終，免不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歷史輪迴。
1945年7月的「窯洞對」是現代中國對歷史周期率的著名回答。當時，訪問延安的社會活動家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抓住時機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和法制建設，既深刻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快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成功防止蘇東劇變的命運。過去10年以來，中國政府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發起大規模反腐行動和開展全面從嚴治黨，並將「自我革命」視作繼毛澤東時代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之後第二個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答案。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只有分析清楚傳統中國為何跳不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今天中國才能擺脱歷史宿命，才有希望探索出一條長治久安、良政善治的新路。
自秦朝以來，傳統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率先建立起君主制和中央集權官僚制政體，綿延兩千多年。其中，秦朝是秦始皇在祖宗上百年功業的基礎上，「奮六世之餘烈」而建立，本來幻想成就「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料竟然二世而亡。關於秦朝覆滅的原因有許多解釋，其中比較公認的說法是秦朝仁義不施、過於暴虐和驕奢，盤剝和欺壓天下百姓，以至於官逼民反，引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
繼秦朝而起的是漢朝，又分為西漢和東漢。西漢本來經過漢武帝的大肆折騰與揮霍已有「亡秦之跡」，但所幸漢武帝晚年及時悔悟並臨終託孤給霍光，才因為及時調整政策、休養生息，延緩王朝的壽命。然而，西漢後期的君主們大多昏庸、無能，難以有效掌控局面，任由政權危機積重難返，最終被迫讓位給外戚王莽。東漢的滅亡是因為王朝後期統治集團的腐敗、昏庸與內鬥，輪流挾皇帝專權的外戚、宦官掏空了人民對政權最低限度的信任，是因為黃巾起義之後的地方軍閥坐大。
晉朝是東漢之後重新讓中國大一統的王朝，但同樣好景不長。西晉的滅亡是因為愚笨的晉惠帝根本掌控不了局面，造成大權旁落、內鬥四起，最終八王之亂耗盡政權的有生力量，給了五胡亂華的可趁之機。東晉的開局本就弱勢，嚴重受制於世家大族，後來被迫讓位給因軍功崛起的權臣劉裕。自此之後，在整個南北朝時期，大臣只要積蓄足夠強大的軍政實力，便能控制朝廷，甚至重新建立一個新政權。
隋朝結束了晉朝之後的分裂，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一度創下開皇之治，但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驕奢、暴虐、喜歡瞎折騰，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引發農民大起義和天下大亂，讓隋朝二世而亡。不可否認，隋煬帝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做了不少事情，但當時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苦不堪言。讓中國走出隋末大混亂的唐朝是一個文治武功都成就斐然的朝代，有着後世聞名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但可惜的是，創下開元盛世與釀成安史之亂的皇帝竟都是唐玄宗。自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統治集團愈發腐敗、無能，最終亡於農民起義和藩鎮割據。
宋朝建立之初便吸取唐朝教訓，實行「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的軍事改革，有效防止了唐朝中後期藩鎮割據的亂象，但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困境。無論北宋還是南宋，都有着在農業社會生產力下突出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但都面臨着王朝後期統治集團無能與軍事能力貧弱的嚴重危機，最終都亡於外敵入侵。取代宋朝的元朝及其背後的蒙古帝國憑藉強大的戰爭機器統治着廣袤的土地，但後來元朝因為統治集團的腐敗、昏庸和苛政，亡於農民起義的浪潮之中。
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廢除宰相，獨攬大權，採取嚴厲的反腐行動，但效果有限，後來的明朝官場依舊被嚴重的腐敗所困擾。朱元璋固然廢除宰相，但他的後代們普遍缺乏像他那樣的精力和能力，不得不依靠內廷的宦官集團與外朝的文官集團相互牽制的統治模式。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建立政權的明朝，最終因統治集團令人髮指的腐敗、無能而失去人心，亡於農民起義。清朝在明朝強化中央集權的基礎上把君主權力推向極致，文武大臣都成了君主的奴才，但統治後期，在嚴重的內憂外患面前，腐敗、無能的朝廷無力掌控局面，只能任由漢人官僚和封疆大吏的勢力坐大，最終在近代革命浪潮下亡於各地的起義與日漸坐大的北洋軍閥。
綜上所述，傳統中國王朝的覆滅無外乎農民起義、權臣（外戚、宦官、大臣、將軍）奪權、外敵入侵、地方割據、軍閥坐大等因素。若往深層追問，北宋、南宋的覆滅固然與外敵入侵有密切的因果關係，但同樣與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有關，與宋朝為了防止藩鎮割據所採取的制衡武將的措施有關。
西晉看似亡於五胡亂華，但其實是亡於八王之亂，而之所以釀成八王之亂，又因為晉惠帝的愚笨與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權臣之所以能夠奪權，地方割據、軍閥坐大之所以會發生，歸根結底是因為君主不能掌控局面，才給了可趁之機。東漢的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無非是圍繞君主從年幼到成年的權力爭奪戰，東漢後期的地方軍閥坐大與唐朝的藩鎮割據同樣是因為君主喪失掌控能力，不得已放權給實力派人物去穩住局面。除此之外，農民起義的反覆上演，則與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暴虐、驕奢密不可分。
進一步來說，傳統中國王朝的覆滅看似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統治集團尤其是君主缺乏能力，比如，治國能力、控制和平衡不同勢力的能力、反腐的能力，具體表現是君主年幼、智商低下或昏庸無能，二是以君主為核心的統治集團腐敗、暴虐、驕奢，導致政權失去人心，具體表現是農民起義。唐朝政治家魏徵在他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中寫道：「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他說的「縱情以傲物」其實指的是君主手握大權之後往往容易自我迷失，缺乏治理國家所必要的謙虛、審慎與自省。
那為何以君主為核心的統治集團要麼容易缺乏能力，要麼容易腐敗、暴虐、驕奢？這其實是君主專制難以化解的根本性困境。君主的世襲制決定繼承人的範圍十分狹窄，故根本難以保證繼承人具有掌控局面、治理國家的智慧和能力。君主的終身制決定君主隨着年齡增長和身體衰老，將慢慢難以掌控局面，甚至容易變得驕奢。在這一點上，連一代明君唐太宗都在晚年出現漸不克終的困境。
君主的專制權力決定君主不會受到制度規則和觀念體系的剛性約束，他本人的道德、品性和智慧將決定他是否能保持謙虛、審慎與自省，而這充滿不確定性，並不牢靠。君主同樣是有着七情六慾的肉身凡人，面臨各種慾望與道德理性的天人交戰，在至高無上的專制權力帶來的巨大誘惑面前，寄希望他們潔身自好在多數時候都是幻想。君主容易被巨大的權力所腐蝕和異化，那些靠近君主的文武大臣、宦官外戚們同樣容易被君主外溢的權力所腐蝕和異化。如果承認絕多數人都不是聖人，都在自律之外依賴他律，那麼，以君主為核心的統治集團的腐敗便是難以避免的宿命。
筆者在《拯救民主——揚長避短的新方案》一書中寫過：「離開民主的剛性約束和制衡，選賢與能將只能寄希望於為政者的品行和智慧，不確定性太大，往往缺乏可持續性。在古代中國，每一個大一統王朝初創之時往往能人輩出，這是因為在殘酷的爭奪天下過程中唯有能者才能脱穎而出，但等開國一代的功勳人物漸漸退去舞台，後繼的君主經常缺乏足夠的智慧和賢明去選拔人才，若幸運出現明君，則有中興之望，但從長階段來看，明君不僅出現概率低，而且往往漸不克終，一個王朝存在時間愈久，任人唯親的現象便不可避免，腐敗無能之輩遍佈官場，形成不受民眾監督、高高在上、竊取民脂民膏的特權階層，堵塞正常的晉升通道，賢能之士懷才不遇，讓人扼腕嘆息。」正因這樣，所以自近代以來，民主與共和漸漸成為時代浪潮，中國才會推翻君主專制，廢除幹部終身制，推動民主和法制建設。
從長遠來看，當今天中國思索怎麼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時，應該認識到，傳統中國既未解決賢能問題，又未解決民主問題，所以總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今後中國只有擴大賢能的面向，讓賢能具有可持續性，又引入符合人性的可持續的民主，讓二者相互促進，才能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打下紮實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