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鄲初中生遇害案背後：留守兒童是中國大轉型的一個不幸側面

連日來，河北邯鄲一名初中生被三名同學殘忍殺害的案件，引發廣泛關注。據了解，被害人與三名嫌疑人均為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都面臨父母缺失的困境。儘管案件與留守兒童背景未必有因果關聯，但反映出中國存在多年的留守兒童困境。

據南都觀察的描述和梳理，2013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張丹丹，進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監獄做「留守兒童與犯罪」調研項目，發現犯人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在張丹丹調研的監獄中，17%的服刑人員有留守兒童背景，他們的共同點是「情感缺失明顯，特別愛冒險，又缺乏從父母那裏得到價值觀的塑造機會」。

目前的研究往往缺乏全國層面的數據，難以直接證明犯罪與留守兒童背景的因果關聯，但一些樣本和局部地區的研究可以說明留守兒童背景會提升犯罪的概率。這其實符合人性現實。人性中既有善的面向，又有惡的面向。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如果周遭環境不斷刺激人性惡的面向，那麼，人滑向惡的概率便會有所提升。

據新京報的報道，2019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包含五所科研院所六個調研團隊的研究報告，其中南開大學副教授黃曉燕介紹，江西、安徽、雲南三省的調查數據顯示，樣本中兒童遭受精神暴力的發生率為91.3%，軀體暴力的發生率為65.1%，有3成和4成的兒童分別遭受過性暴力和忽視。她說：「整體來看，在調查地區，嚴重暴力的發生率低，但低強度的普通暴力行為仍普遍存在，呈現低強度、高廣度的特點。」當留守兒童群體在成長過程中遭遇更多的不幸和痛苦，而他們又往往缺少來自於父母的教育，他們內心勢必容易留下更多的童年陰影。

在內地數十年的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留守兒童的數量十分龐大，他們的困境是長期城鄉分割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前，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造成內地二元分割的城鄉體系，城市人和農村人都被緊密綁在各自的社會體系之中。改革開放是對城鄉二元分割的巨大沖擊，大規模的人在廣闊的內地市場開始自由流動，不斷衝破藩籬，破除枷鎖。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是一部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遷移的歷史。這是中國歷史上在和平時期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人口大遷徙。

計劃經濟時期遺留和固化的城鄉分割藩籬，是多年累積的結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改革開放啟動的大轉型大遷徙進程中，舊有枷鎖的破除，新體系的建立，都有一個耗時較久的過程。比如，為了適應大規模農民工進程務工，城市的住房、教育、社保、戶籍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能及時與時俱進。遺憾的是，城鄉二元分割藩籬的破除速度、城市讓新移民安居的速度往往與空前規模的人口遷移不匹配。這就造成大量的農民工只能獨自在陌生城市打工，卻把小孩留在農村，造成留守兒童問題。過去40多年，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以他們的辛勤付出支撐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為中國崛起貢獻汗水和智慧，但因為城鄉分割二元體系的藩籬，因為分配結構的不合理，其中有相當多的農民工最終淪為孤獨、貧困的漂泊者。

留守兒童問題是內地城市化的一個不幸側面，是社會大轉型的一個代價。留守兒童的迷茫、與父母的分離、自我認同困境、成長坎坷，帶有相當程度的無奈色彩。他們的父母背井離鄉，去遙遠的城市打工，本就是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是希望通過辛勤勞動為家庭建立經濟基礎。這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在大轉型過程中家庭原始積累的必經之路。不能因為留守兒童問題而忽略他們父母的無奈和付出，更不能遮蔽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貢獻。同樣的，不能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而忽略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問題。

在社會大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通過發展來解決。事實上，隨着內地經濟的騰飛，農民工處境的改善和多數家庭的收入增加，留守兒童的困境已經有所緩解。外地打工的父母與小孩聯繫、見面的頻率在增加，通訊工具更現代更便捷，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會慢慢下降。只要中國能持續發展，不斷打破城鄉二元分割體系，建立公平、均衡的社會結構，有着健全的社會保障，相信曾給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帶來的家庭分離之痛會逐漸成為過去，相信大規模的留守兒童問題會慢慢走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