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航MH370失蹤10年　他們仍在等親人回家：我的孩子肯定還在

2014年3月8日，一架從馬來西亞飛往北京的MH370號航班在起飛後不久從雷達上消失，機上載有中國乘客154人。直至10年後的今日，飛機失聯原因不明、黑匣子仍未找到。仍有1/4失聯乘客家屬拒絕「和解賠償」，只為等待一個真相。

文：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一条）

前媒體人權義，十年來一直在拍攝記錄馬航MH370事件與其家屬。家屬中很多是失獨老人，「孩子沒了，整個家也垮了」；有些家屬一輩子沒出過縣城，卻為了「找飛機」學英語、走世界；也有一些人因悲痛疾病纏身，沒等到真相，就相繼離世。

有人堅持一直傳簡訊給失蹤親人　有人失去女兒不久便患病離世（點圖了解更多）：

和一般「結果確定」的災難事故不同，MH370所帶來的精神折磨是週而復始、漫漫無期的，家屬們，被長久地拽入了無底的情緒黑洞。2月底，一条攝製組在北京見到了前媒體人權義，以及多位失聯乘客家屬，這不僅是一個關於「失去」的故事，也是關於「重生」的故事——如何獨自面對家庭的破碎、往後的人生，當一切沒有結果，沒有答案。

十年了　他們還在等待親人回家

正月十五清晨，天色未亮，72歲的包蘭芳獨自騎自行車從兩公里外的家趕往後海附近的法華寺，路面的積雪還未消融，寒冷讓每一次的呼氣化為白霧。過去十年裏，每個月的初一、十五，包蘭芳都要到寺廟為飛機上的兒子、兒媳、孫女上香，祈禱他們有朝一日能夠平安歸來。包蘭芳是權義長期跟拍的家屬之一，人們都叫她「包姐」。

2014年3月8日早8點，時任《東方早報》新聞記者的權義看到微博上彈出了一條快訊，「一架從馬來西亞飛往北京的飛機失聯」，這是他第一次聽説「失聯」這個概念，不知道它意味着什麼。十年後，持續缺席的真相，讓他對這個詞有了殘酷的實感。

3月8日當天，家屬們被安排到了北京朝陽區的麗都酒店，等待事件的後續通報。一位家屬給了權義一張房卡，他因此獲得了跟進報道的機會。權義混在家屬中，在麗都酒店度過了52個日夜。每一天，走廊裏的哭聲、悲痛、憤怒不斷上演。這段密集的接觸，讓權義和一部分家屬建立了緊密的聯繫。輿論的潮水退去後，權義成了唯一沒有離開的「外人」。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處，他看到了「370事件」對他們造成的隱秘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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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義長期參與災難報道，天津爆炸、東方之星沉船、北京大興火災……但370的家屬們呈現出不一樣的特性。一般的災難事件發生後，家屬不得不在短時間內接受親人的死亡、人生的變故，但370事件不同，由於信息公佈混亂、遲遲沒有定論，它的折磨被無限拉長了，延綿不絕，反反覆覆。很長時間裏，家屬們集體相信，家人還會回來。

來自河北邯鄲的栗二友，在事發後的兩年裏，堅持給失聯的兒子發短信，天氣轉涼，他會提醒兒子添衣保暖，他逢人就會訴説兒子在孤島上漂流的猜想。來自北京的胡秀芳，她的兒子、兒媳以及孫女都在航班上，她每週會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為孩子們的回家做好準備。家屬徐京紅，在手臂內側文了一架飛機，飛向她的心臟，後來她反覆清洗。看電影《歸來》的時候，鞏俐飾演的馮婉瑜數十年如一日地等着丈夫回家，她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等到母親的歸來。

家屬羣裏，權義格外注意自己的用詞，飛機是「失聯」不是「失事」，親人是「失蹤」不是「遇難」，甚至一段時間，權義不敢提「飛機」二字，稍有不慎，就會引發家屬們的情緒崩潰。重度抑鬱，幾乎是每位家屬的必經之路，低落、敵對、驚恐、無力，有人長期無法下牀，有人把家裏的窗户焊上封條。有人出現耳鳴、幻聽、眼花，有一位母親因為長期流淚而雙目失明。

心理援助的缺位，讓家屬們只能獨自面對這場災難。事發後的大半年時間裏，馬航都沒有為家屬提供心理支持，錯過了心理干預的黃金期。直到2014年12月，馬航在北京成立了一個5人的心理應援小組，為上百位的乘客家屬提供服務。家住北京的失聯乘客姜輝一共只申請到了兩次諮詢，而在北京之外的家屬大多一次都沒有申請到。「後來我跟一些心理醫生聊過，他們説心理援助的前提要有一個底，接受家人的死亡，然後在此基礎上恢復建設。但370案件沒有底，是越來越深的」，由於整日整夜地搜尋飛機相關資料，剛過五十，姜輝的頭髮已經白了大半。

有些人沒能熬過漫長的折磨。張麗霞是一位來自齊齊哈爾的單親媽媽，在權義印象裏，她像是《繁花》裏的那種姑娘，「幹練」「有知識分子氣息」，家屬們都特別喜歡她。她經常去北京追問女兒的下落，女兒曾在國外讀書，幾乎是她生活的全部。不久後，張麗霞患癌去世。10年裏，親屬中有五六位都因抑鬱症及其併發症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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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獨之後：不同的命運　同樣的死結

「那個年代坐飛機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這些乘客也是他們家裏的經濟支柱。」十年裏，權義看到了原本不同的命運，如何因為同樣的死結深陷痛苦的漩渦。

包姐和親家都是「雙獨家庭」，兒子、兒媳、孫女都在飛機上。事發以後，兩個「獨子獨孫」的家庭自此陷入了停滯。包姐家位於北京東城區的衚衕裏，她從出生起就住在這裏。人生晚年，院子一下從熱鬧變得死寂。去年7月，老伴去世後，包姐成了獨居老人。十年間，家庭的急遽變故摧毀了她的健康和生活，長期失眠讓她的面孔憔悴浮腫。孤單的時候，她常對着老伴的遺照説話：一生中最成功的就是我們這兒子了，我一定會等他回來。

10平方米的小房間裏，《南無阿彌陀佛》的掛字顯得醒目。字的前方擺着3只生肖玩偶，象徵着 三口之家——包姐的兒子是屬羊的，兒媳是屬猴的，孫女是屬兔的。包姐只有一個兒子，生於1980年，那一年全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年輕的時候包姐去雲南插秧，丈夫被髮派至新疆教書，長期分居兩地。後來包姐被調回北京，到手錶元件廠當女工，幹活特別勤快。兒子恰好又很爭氣，考進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包姐「心裏特知足」。2014年2月底，包姐給孫女盼盼過完3歲生日後，送一家三口去馬來西亞旅遊。一週後，包姐和丈夫老胡接到了飛機失聯的通知。

包姐不相信飛機墜海的推斷。飛機失聯19個月後，一塊波音777的襟副翼殘骸在法屬留尼汪島被找到，疑似MH370的機翼。家屬羣有傳言，電視台播報的機翼序列號和飛機真正的號碼不同。「就幾個數字，它憑什麼弄錯了？弄一假的機翼你扔到水裏邊了，能對嗎？」包姐用自己在手錶廠的工作經驗舉例，每一塊鋼材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編號。面對外界紛繁複雜的推測，包姐的丈夫老胡始終是沉默的。作為老一代知識分子，他的言行特別有分寸，「相信國家」「相信法律」。他唯一表現過的情緒就是「內疚」，對不起母親，對不起家人，這麼多年沒能找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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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內疚感同樣籠罩了包姐。幾年前，包姐發現丈夫的眼神變得渾濁、呆滯，「老頭原來是個挺英俊的人」，她怪自己沒有及時注意到老伴的心理變化，一提到這裏就淚流滿面。包姐回想，丈夫可能早已經抑鬱了，後來，醫生告訴她，是抑鬱症造成了丈夫的癲癇。丈夫去世後，包姐有兩個月吃不進去飯。第一次去菜市場買菜，她一下變得茫然，眼淚簌簌地落下：「原來我總是想着他（丈夫）愛吃什麼，他們（孩子們）愛吃什麼，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愛吃什麼」。街道工作人員給包姐請過心理醫生，但她覺得這種問題是治不好的，一切終歸是要靠自己，「沒有什麼方法。我就是靠我精神上的寄託，就是説，我的孩子肯定還在」。

對付信息黑箱：時間是我們唯一的武器

用姜輝的話來説，家屬們是在對抗一個「巨人聯盟」。MH370像一個密不透風的信息黑箱，裝滿了一連串的未解之謎。客機起飛40多分鐘後便與地面控制失去聯繫，但幾小時後當局才發佈失蹤警報；失聯7天后，馬來西亞當局才宣告，飛機在飛行途中掉頭偏離航線；10個月後，在未能出示相關證據的情況下，當局就將機上人員狀態由「失蹤」改為「全數罹難」。

官方信息的嚴重缺失，導致民間的各種猜想、假説開始甚囂塵上。權義對各種推測倒背如流：有乘客盜用假護照登機，身份可疑；機長曾在家中演練過相同的折返航線，不排除自殺的可能；飛機上還有大量未經掃描的貨物、電子通訊設備……姜輝一開始很喜歡這些假説，至少給了他一線生的希望——母親有可能還活着。但很快，這些假説被陸續證偽，希望一遍遍坍塌，他受到了更痛的打擊。隨着時間推移，姜輝和家屬們感受到面對跨國聯盟和大資本時，個體「被踐踏」的渺小和無助 。

「它甚至可以利用國家立法的形式，去對付你。」2015年2月，馬來西亞政府專門頒佈了「765號法案」，宣佈重組後的新馬航（MAB）將剝離老馬航（MAS）的部分債務，其中就包括免除MH370的債務、責任。法案在家屬中引發了軒然大波。

至今，馬航拒絕向家屬提供乘客的登機錄像。如果家屬想要拿到賠償，必須要簽署一份「和解協議」，條款之一是「馬航和馬政府對370事件免責」，這就意味着家屬需自願放棄飛機搜救與追責。姜輝為我們拿出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發佈的《MH370安全調查報告》，共計822頁，他讀了好多遍。「官方調查的結論是失蹤，不是失事」，有些地方他用熒光筆標記了重點，報告中寫着「不能排除第三方干預的可能性」。

與官方的冷漠推諉相比，來自民間的愛和關懷，給了姜輝持續尋找真相的動力——「每去到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只要是跟老百姓溝通的時候，我們都能感到這種愛」。在留尼汪島，姜輝與當地土著之間隔着重重的語言障礙。每説一句話，都需要從中文翻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法文，最後由當地的司機譯成土語，「5人一來一回，就10個步驟了」。但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理解和共情，讓語言「不厭其煩」地傳遞下去。

去澳大利亞的時候，悉尼大學的海洋學家計算出殘片所出現的概率比較高的地方，製作成地圖，免費提供給姜輝和其他家屬。英文版的《MH370安全調查報告》發佈以後，四川民航學院的老師用了兩週時間，自願幫家屬們翻譯了這本近600頁的報告。‍姜輝覺得「370」不會被時間忘記，愛與好奇心是人類發展的兩個根本推動力，而這件事恰恰佔據了這兩點。沒有輿論、沒有資金、沒有向上監督的權力，但他還有時間，他説：「時間是我們唯一的武器」。

「這件事之後，我重新認識該怎樣活著」

‍75歲的獨居老人汪永智，是家屬裏極少數「解開死結」的人。我們和權義一起，在北京的家中見到了他。每天，汪永智都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早上寫字、畫畫，下午練電子琴，吃完晚飯是電影時間，空餘時間還會寫公眾號。電視機旁是一櫃子的電影碟片，《野鵝敢死隊》《海狼》的台詞他幾乎全背下來了。汪永智的愛人在飛機上。MH370失聯之後，汪永智生了一場大病，心臟需要支架手術，哮喘激化，從早到晚吃藥，「老婆不在了，我還活什麼勁的想法都有了」。

汪永智年輕的時候在服裝公司工作，是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服裝企業。他的愛人也是高級知識分子，兩人是大家眼裏的東城區模範夫妻。「出事兒以後，我連我的襪子放哪我都不知道，東西都是我老婆管」，汪永智突然意識到家務也是門大學問。他投入到具體的日常中，洗衣服、打掃衞生，包餃子、擀麪條、煮意麪，還買了一台烤箱，研究做麪包，烤披薩。這個大半輩子沒怎麼下過廚房的男人，成了老年料理專家，廚房裏堆滿了各式各樣新奇的西餐調料。差不多兩年過後，汪永智覺得緩過來了，「原來只想着找別人，現在能找到自己了」。

汪永智不喜歡「養兒防老」的觀念，對「家庭」「親情」有着不同於傳統國人的理解。汪永智只有一個兒子，在上海工作，平時很少回北京，他鼓勵兒子首先要過好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奢望、太多的依賴、太多的苛求，這樣你的親人、孩子，他們都是解放的。」他也因此解放了自己。「既不和解，也不起訴」是他對「370」的態度——拒絕賠償金，是因為他不希望事故方可以因金錢而被免責；沒有起訴，是因為他不願把餘生的精力賭注在漫長的官司之中。

370事件讓他重新認識了人該怎麼活着：「我肯定不是為老伴活着的，她也不是為我活着的。我們倆有的只是一種人間牢不可破的友誼和情感。」「孤獨終老，不過是所有人的宿命」，説到這兒的時候，汪永智的臉上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平靜。

當生活被摧毀之後，繼續尋找370的真相成了一些家屬活着的意義。事發一年後，姜輝因為頻繁地參與「社會活動」被公司辭退。當時他已經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華北區大區經理。這些年，姜輝每天都在看資料、研究各種法律條文，全職推動案件調查的發展。他頻繁溝通過的律師少説也有快20位，為了找飛機行走過的里程至少可以繞地球4圈。他已經成了半個法律專家、航空專家。姜輝説：「如果真的能把這架飛機找到，把親人找到，我這一輩子沒白活。公司頭20年那種風光的業績，相比之下，不過是過眼雲煙。」

權義發現，近幾年不少老年家屬都在積極地鍛鍊身體，跑步、跳繩、做單槓，他們中很多人邁入了古稀之年，尋找親人是他們現在生活的目標。「如果我倒下了，就沒有人幫我再去找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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