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再思西歐式民主　中歐四國「向右走」尋覓自身

「什麼是中歐？就是俄羅斯與德國之間一個不確定的區域，遍布小國……它是西方世界中最不為人知、最脆弱的部份。」著名捷克裔作家、流亡法國逾四十年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這樣形容他的故土。由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再到蘇聯解體、中歐各國加入歐盟，這片土地似乎總在周邊大國的陰影籠罩之下，於紛亂歷史中艱難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撰文：鄭逸雯

來到今天，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讓中歐有機會再次思考「西歐模式」的利弊。自3月開始，疫情在歐洲各國迅速蔓延，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等老牌歐盟大國成為重災區，官方公布的確診人數均遠超中國。反倒是中東歐地區，由於入境遊客相對少、早期及時實施防疫措施，大部份國家的確診病例數字仍維持在數千水平。

眼見歐美大國都因疫情手忙腳亂，全球也在反思西方民主政府為何未能有效控制病毒擴散，探討市場化醫療、中央統籌與地方自治等議題。另一方面，「封關自救」似乎成為疫情下唯一選項，儘管這與歐盟數十年來堅持的「無邊界化」、人口自由流動原則背道而馳。

對「入歐」不足二十載的中歐「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而言，這種反思也許正將他們推離西歐治理模式。匈牙利立法會3月底通過法案，宣布擴大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的行政權限，包括無限期維持國家緊急狀態、繞過國會自行頒布法令、監禁散播疫情「假新聞」人士等，此舉在西方社會招致猛烈抨擊。

縱使醫療資源及經濟實力難與西歐大國相比，但四個中歐國家在這次疫情防控上都取得理想成效，包括及早封關堵截病毒在國內散播，有效採取限行令、停課、家居辦公、禁止民眾聚會等措施。隨着歐洲疫情放緩，四國陸續放寬限令，可算在首波疫情中取得勝利。

不再憧憬西方治理模式？

中歐四國與歐盟絕非在疫情下才開始漸行漸遠。保加利亞政治學者Ivan Krastev及美國法律教授Stephen Holmes認為，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自由主義在中東歐地區的聲譽便一落千丈，對「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比喻資本主義的投機性與高風險）埋下懷疑與不信任種子；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危機，中歐四國拒絕接受歐盟提出、成員國按比例接收難民的方案，令裂痕進一步擴大。

過去十年間，整個歐洲見證着民粹勢力壯大，中歐尤然。如今波蘭、匈牙利政府均被認為是極右翼；斯洛伐克由立場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執政；捷克總統澤曼（Milos Zeman）更毫不掩飾其反移民立場，走親俄親中路線，但首都布拉格巿長賀瑞普（Zdenek Hrib）宣布解除與北京的「姊妹城巿」關係，改而跟台北結盟，令「親中派」的澤曼相當尷尬。

弔詭的是，與傾向疑歐派的執政黨不同，中歐民眾大體上仍對歐盟抱有好感，特別是認可加入歐盟有助經濟發展。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一項調查發現，84%波蘭人對歐盟持贊同（favorable）態度，之後依次是斯洛伐克（70%）、匈牙利（67%）、捷克（52%）。

但受訪者看法存在明顯的世代差異，年輕人更傾向支持歐盟；是否支持本國右翼政黨同樣是重要因素，立場偏右民眾普遍對歐盟更不滿意。調查還顯示中歐四國民眾在展望國家未來時，對縮小貧富差距最感悲觀，其次是政治制度運作方式、獲得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反映普通人對現行社會制度、生活環境的真實感受。

「西歐模式」何以跌落神壇？

回看歷史，中歐各國在冷戰時期被蘇聯納入麾下，但蘇共扶持下的紅色政權在這片土地曾備受挑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波蘭數次罷工潮、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無一不彰顯其對「民主化」的渴望。正因如此，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後湧現大批反共政客、社會活動家，一眾新政府以「仿效西歐」（Imitate the West）為旗號，迅速搭建起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

冷戰結束後，前共產主義國家合共推出約2萬條新法律法規，內容涵蓋民主政體、市場經濟、新聞自由、法治等，作為進入歐盟的條件。但在實際運作中，這套制度在中歐國家卻出現「水土不服」，讓人們逐漸意識到，一味模仿「西歐模式」並不能一勞永逸。

歐洲外交政策分析機構Carnegie Europe訪問學者Stefan Lehne指出，中東歐國家面臨司法機構薄弱、腐敗現象猖獗等挑戰，而這些政權之所以治理能力較弱，存在歷史淵源。他認為，中東歐在漫長歲月中隸屬結構鬆散的奧斯曼帝國，幾乎不曾有過強而有力的國家機構；共產主義政權的遺產也阻礙西方民主制的建成，例如任人唯親、裙帶關係等風氣。

擺脫蘇聯三十載後，中歐四國的政體、價值觀仍遭西歐國家詬病「不夠民主」，時常被視作歐盟中的不穩定因素。捷克《經濟日報》（Hospodářské Noviny）專欄作家、分析師Martin Ehl認為，中東歐國家僅在理論上滿足成為歐盟成員國的制度條件，西歐則將自己視作「唯一榜樣」，對理解新成員國的歷史、社會、文化並未展現太大興趣。

制度弱點、與西歐之間的文化差距，已經令中歐國家選民感到失望。

經濟騰飛難掩社會創傷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民主制度與歐盟助中歐四國走上富裕之路。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經歷短暫陣痛後，區域內國家紛紛迎來經濟騰飛，1990至2018年間，波蘭、斯洛伐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逾7倍，中歐四國中GDP增幅最小的匈牙利也超過3.4倍。然而在經濟飛躍同時，一個新的社會問題悄然而生—人口大規模外流至西歐，這現象在波蘭尤為嚴重。

截至2019年，逾260萬波蘭人生活在歐洲其他國家，佔總人口6.8%，當中近三成是大學畢業生；海外波蘭人的就業率比國內高14.6個百分點。該國去年7月推出新法例，為26歲以下、收入低於約8.5萬波蘭茲羅提（約16萬港元）人士減免18%薪俸稅。「（人口外流）必須結束，年輕人必須留在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當時稱。

中歐各國「入歐」後，年輕人得以奔赴西歐，追求更高薪資、更多機遇。這無疑拓寬了個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卻造成國內勞動力與人才不足，日益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年輕人外流也加劇人口老化，選民整體趨向保守，客觀上為右翼民粹政黨上台創造條件。再如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外界普遍擔憂中歐各國將無力應對大爆發，因大批醫生、護士已遠赴西歐從業，國內醫護體系隨時不堪重負。

如果你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大多數年輕人迫不及待想離開，那麼無論你過得多麼好，也會感覺像個失敗者。這種不可避免的喪失感、劣等感，解釋了波蘭為何成為新興民粹主義的典範。

保加利亞政治學者Ivan Krastev表示。在他看來，民主制度在中歐的「變質」，需考慮心理層面的因素。

另一個例子也許是中歐民眾對社會公平的觀感。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5年的數據，中歐四國的堅尼系數均在0.2至0.35以內，在世界範圍內算低，意味着社會相對來說較為平等。然而，四個國家的普羅大眾對貧富差距感到相當悲觀，例如2009年一項調查顯示，逾七成匈牙利人稱「強烈同意」收入差距過大。

波蘭華沙大學社會學家Elżbieta Korolczuk認為，中東歐民眾厭倦的並非自由主義，而是其「邪惡雙胞胎」—新自由主義，在經濟上主張最小化政府干預，導致勞工環境惡化、社福制度欠缺等。

中歐四國曾由奉行平均主義的共產政權統治，又在短短數年間匆忙向「西歐模式」過渡，或令國民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格外敏感，在觀感上放大社會不公現象。數百年間，中歐各國幾經易主，戰亂、政變、起義頻頻，在社會動盪中不斷拷問自己的集體身份。

超越「東」「西」，重建身份認同

昆德拉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因參與反蘇共運動而被迫流亡海外，在他看來，「地理上的歐洲」素來分割為兩個獨自發展的部份，一個與古羅馬、天主教緊密相連，另一個則向古希臘拜占庭、東正教靠攏。1945年以後，這條界限又新添意識形態之別，在地理上由東向西偏移數百公里。昆德拉形容：「一向認為自己是『西方』的各國，一覺醒來後突然發現變成了『東方』。」

西有英法德，東有俄羅斯，夾在大國之間的中歐經歷不同價值觀撕扯，逐漸形成一套「非典型」社會觀念。例如其草根知識分子、工人階層在冷戰時期曾反抗蘇共侵蝕，彰顯對民主、自由等西方價值觀的認同；蘇聯解體後終於回歸「西方」體系，這些國家卻在移民、難民問題上與歐盟周旋不斷。

「相比西歐，中東歐國家對種族、宗教多元的態度更為負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歷史經驗不同。」 Lehne解釋，中東歐原本是歐洲大陸種族最多樣的地區，但自十九世紀起發生多次針對特定種族、地域、宗教群體的驅逐與屠殺，加上國境變更，導致如今中東歐各國的民族構成相對單一。二戰結束後，中歐四國均建立共產政權，與外界的人口流動甚少，同一時期，西歐卻湧入數十萬移民，人口結構日益多元。

想深一層，也許「東」、「西」之辯本身不過是一種成見，即仍試圖將中歐放入大國政治的框架裏審視。由近現代史上不斷更迭、分裂的帝國，再到蘇聯陰影，中歐各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獨立性長期遭到抑制。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大多數選民如今渴望政局穩定，並強調本土利益及民族身份認同。

常年報道歐洲新聞的美國記者Richard C. Longworth曾感嘆：「中歐是帝國碰撞、戰爭開始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充當緩衝區、防波堤……這裏盛產濃咖啡和復仇記憶，有太多歷史、太多鮮血。」

上文節錄自第21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25日）《疫情下再思西歐式民主　中歐「向右走」尋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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