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2萬元真有效？　亞洲多國斥巨資鼓勵生育政策卻「失敗收場」

特首李家超在今日（25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重點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措施，包括向每名初生嬰兒派發2萬元現金津貼。其實，近年亞洲多個大型經濟體同樣面臨着出生率下降的問題，當局均試圖不惜工本扭轉這一趨勢。許多國家除了派發現金外，還有許多其他相應的政策，惟失敗的例子卻比比皆是。究竟問題出在哪裏？

早於上世紀90年代前後，日本和新加坡經已推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韓國也在2000年代緊隨其後。隨着不少亞洲國家近年的出生率達到驚人的新低，加上國內正在迅速老齡化，當局紛紛開始出台新一波鼓勵生育的政策。這些措施幾乎都大同小異：為新生嬰兒父母支付費用、提供補貼或免費教育、增設托兒服務、提供稅收優惠及擴大育兒假等。

今年3月，韓國總統尹錫悅率先宣布，韓國政府將大幅提高1歲以下兒童父母的每月津貼，從此前30萬韓圜（約1,738港元）增加至明年的100萬韓圜（約5,795港元）。此舉將進一步增加該國為提高出生率所做的巨額投資，在過去16年間，韓國已經花費了多達2,000億美元（約1.57萬億港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亦宣布，自2024年10月開始擴充兒童補貼，包括提高累進金額至高達每月3萬日元（約1,565港元）、延長至高中生的年齡段等。此外還將通過發放補貼來支撐適合生育和育兒的制度。他重申，「這是在進入年輕人口急劇減少的2030年代之前扭轉少子化趨勢的最後機會」。

新加坡的鼓勵生育政策同樣吸引，包括誕下第1名及第2名新生嬰兒的父母可獲11,000 新加坡元（約59,000港元）的現金獎勵，第3名及其後的每名新生嬰兒，生育獎金增至13,000新加坡元（約77,0000港元），以累進資助方式鼓勵增加子女數目。此外，獅城還提供稅務回扣、育兒假期、託兒資助、房屋優先權、輔助生殖科技的支援等支援。

由此可見，單單是向新生嬰兒提供的金額資助，日本、韓國、新加坡皆完勝香港的2萬元津貼。

但這些措施有效嗎？

然而，觀乎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過去幾十年的數據顯示，上述提高人口的政策努力收效甚微。日本財政部最近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坦言，「國家的這些政策是失敗的」；而聯合國最近的報告也指出，在全球範圍內，雖然更多國家正在努力降低出生率，但自1976年以來，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國家數量已經增加了兩倍多。

以上述這些國家為例，日本雖已將用於兒童相關政策的預算增加一倍，從10萬億日元（約5219億港元）增加到略高於該國國內生產總值2%的水準，惟該國去年的出生人數不到80萬，創下歷史新低；韓國十多年來所花的資金雖高昂，但去年亦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低生育率紀錄，每名婦女平均預期嬰兒數降至0.78個；新加坡同樣好不到那裏，去年新生兒人數有約3.56萬名新生兒，寫下歷史新低。

聯合國人口基金東歐和中亞地區辦事處主任Alanna Armitage表示：「我們從歷史中瞭解到，試圖激勵女性生育更多孩子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們需要瞭解婦女不生育的根本決定因素，而這通常是她們無法將工作生活與家庭生活結合起來。」她補充，只有在擁有良好的福利制度、養育子女的成本較低、性別平等更平衡的情況下，這些措施才會見效，並指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生育政策效果要好於亞洲。

「東亞社會有不利於家庭生活的職場文化」

包括派發現金津貼在內的鼓勵生育政策，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無疑也會構成不少的困難和挑戰。例如，日本政府為應付相關的龐大支出，正考慮通過出售更多政府債券、提高銷售稅或增加社會保險費來籌集充足的資金。然而，這些方案也不是「一勞永逸」，如出售更多政府債券會增加後代的經濟負擔，另外兩種方案則會打擊已經陷入困境的工人，從而說服他們減少生育等。

有分析認為，從全球範圍來看，不少國家的生育率都正在下降，故吸引年輕人在本國工作將變成一場重要競賽。因此，無論在生育政策上花錢是否合理，這些國家的政府似乎別無選擇。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經濟學教授Antonio Fatás表示，這些鼓勵生育的投資是絕對必要的，「生育率或許並沒有因此提高，但如果支持少一些，生育率也許會更低。」

誠然，鼓勵生育是個棘手的問題，並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不少專家指出，要成功鼓勵國民生育，離不開讓育兒成本可負擔，開設更多公營託兒所；讓工作更彈性，讓父母可以抽更多時間照顧年幼子女；讓男性負責更多家事，減輕女性在生育上的心理負擔等。

此外，內地政府一直在投資技術和創新，以彌補勞動力的減少，從而減輕人口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和韓國社會雖然同樣不歡迎移民，但立法當局也在討論修改移民規則，以吸引海外年輕勞動力。

最後，從韓國過去的經驗，或許可以為相關的立法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經驗。有領取韓國政府育兒補助金的婦女認為：「在政府的政策中，都沒有真正解決東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也就是不利於家庭生活的職場文化」。她補充說，在韓國等東亞地區中，工作文化往往對家庭生活充滿敵意，因此當地的女性擁有更少的自由時間，並從事更多家中諸如照顧子女等的無償工作。她認為這些種種皆不利女性生育。

另一方面，青瓦台從整體上考慮生育問題也會帶來令人驚喜的好處。當韓國政府出台了工時法，將每週工作時間從44小時減少到40小時，首爾大學助理教授Erin Kim發現，男性花更多時間去看望和贍養年邁的父母，多出的時間亦讓他們有空餘投入照顧家庭和子女。

說到底，有否2萬元現金津貼，又或是有否其他生育支援政策只不過各位考慮生育與否的人士一個些微次要的考慮。觀乎以上這些亞洲國家的經驗，若然當局真的想要扭轉生育率下降的局面，或許得從社會整體作更深入、更認真的研究和考慮，才有望適當解決和根治人口下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