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近滿分仍遭6所名校拒收　美國高校「種族優待制度」歧視亞裔？

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18歲華裔生Jon Wang，在剛結束不久的SAT考試（大學入學考試）中取得近乎完美的成績（1590/1600），其高中GPA為4.65，並曾經贏得佛州學術知識競賽的冠軍；他還熱衷於高爾夫運動，甚至為此寫了一個針對青少年高爾夫的數據分析程序，並在美國青少年高爾夫（AJGA）排名中位列前200。即便擁有如此出眾的成績與履歷，他仍未能跨過哈佛、MIT等六所名校的招生門檻，繼而再度惹起對當地大學收生制度的歧視討論。

「大學說亞裔學生不夠有熱情，只是去做父母讓我們做的事，但至少在我的經歷中，事實並非如此。我在高爾夫訓練上下了許多功夫，甚至也因此傷心流淚，但這是我想做的，而不是別人叫我做的。」Jon Wang最終入讀佐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他認為原因不在於這些學校在拒絕亞裔學生時給出的堂而皇之理由，而是高校收生時採取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政策。

一些倡議團體認為，在《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推動下，美國高校最初為確保少數族裔在校園內有充足的代表性、將種族納入收生考量的這項舉措，損害了亞裔和白人學生的利益。近年來，這些針對美國高校的社會和法律鬥爭持續發酵，兩項關鍵的法律訴訟預計將於本月內在最高法院畫上句號，對美國高校未來的收生政策或產生深遠影響。

「優惠性差別待遇」面臨審判

在美國，基於種族的收生配額制度屬於違憲，但學校可以將種族與學生的其他條件因素——如學業、社區服務、體育運動甚至性格等一併納入考量，事實上這也是許多高校當前的做法。以哈佛大學為例，該校會基於申請人的學術、課外活動、體育運動、推薦和性格整合出整體評分，但種族、低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也可能影響學校的錄取決定。據《華盛頓郵報》和VOX新聞網報道，現實中種族因素往往在學生綜合條件很接近時才發揮作用。

Wang對霍士新聞（Fox News）表示：「我把我的考試成績發給學生公平入學組織，之後他們根據模型進行演算。他們告訴我，我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通過哈佛申請的概率是20%，但如果我是非裔美國人，我的通過概率為95%。」

本月，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面臨的兩項種族歧視訴訟將在最高法院受審，兩項均由保守派法律策略家布盧姆（Edward Blum）領導的「學生支持公平招生」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發起，北卡羅來納大學被指在錄取過程中給予少數族裔優待，傷害了白人和亞裔申請者；Wang以原告身份加入的哈佛大學集體訴訟中，哈佛則被控歧視亞裔申請者。

若學生支持公平招生組織勝訴，允許高校在收生時將種族及其他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來優待「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族種裔」的格魯特訴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可能會被推翻，甚至禁止高校考慮種族因素。

上述兩間大學均否認這些指控，認為種族只在少數收生案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哈佛大學更指，多年來該校招收的亞裔學生比例一直在增加，從2013年的20%增至2023年的29.9%。與此同時，黑人或非裔學生的錄取比例也從2020年的7%，增至今年的12%。

升學機構：需建議學生顯得「不那麼亞裔」

儘管學校在個別案例上是否涉及歧視難有確切證據，但在學生、家長甚至升學機構之間，亞裔學生在申請知名高校時不利幾乎是公認的事實，以至於許多學生會在申請時試圖淡化自己的亞裔特徵，甚至改變那些符合對亞裔刻板印象的興趣愛好——鋼琴、競技象棋等，來讓自己顯得「不那麼亞裔」。

德州大學申請諮詢公司Ivy Scholars的創始人Sasha Chada表示，其公司協助的拉丁裔學生往往會在大學申請中強調其族裔身份，以及他們參與西語裔文化組織的活動，然而對於亞裔美國學生，他們經常給出相反的建議，讓他們迴避那些「典型的亞裔活動」，以提升入讀美國精英院校的機率。她對《紐約時報》表示：「這可不是什麼優差，我要去告訴九年級生（相當於香港的中三）有些樂器他們是不能碰的，有些學業追求是他們不能有的」。

事實上，哈佛大學自己的研究機構OIR（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於2013年進行的一項內部調查，也證實了學生和家長們的疑慮。長達10年的錄取數據和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亞裔學生在申請時處於不利位置，但哈佛大學不僅從未公佈調查結果，也並未對此採取行動。

儘管亞裔身份的升學劣勢可能還有其他成因，學生支持公平招生組織對逾16萬名學生檔案分析報告顯示，在將性格因素列為五大評分範疇的哈佛大學，亞裔申請者長期在這一指標上落後於其他申請者，這就讓亞裔的劣勢究竟是基於種族或成見、還是單純的性格考量，變得更難以辨明。然而，校方會在申請者其他條件一致時，基於種族做出最終選擇，這種差別待遇是無需爭辯的。

一直以來，「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支持者將其視為對歷史上的不公義的糾正，在促成這種政策的格魯特訴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中，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就將其稱為歷史遺留的「必要之惡」，認為將在25年後變得不再必要。

然而，根據此前最高法院法官的咨詢，大多數法律專家認為最高法院將做出有利於原告Jon Wang的判決。這一美國高校收生制度中的「必要之惡」，或許很快也將要提前迎來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