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出走潮・一│高生活成本掀遷居潮　財富再分配呼聲迭起

加州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方。冒險精神與成果共享、貧窮與富有，成為建構加州社會的必要元素。然而，以「宜居」聞名於世的加州沿岸大城巿，逐漸受到高房價、貧富懸殊、山火及極端氣候等問題困擾，不少中產族也要另覓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居住。在加州人追求財富更公平分配的訴求下，當地政客如何回應他們的呼聲？
此為「加州出走潮」專題第一篇

Jamie和Yulia兩夫婦這天在加州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漫長海灘旁踱步。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飯後在這兒散步。之後，他們就要搬到內陸地區、看不見海岸線的河濱市居住了。

他們新購置的河濱巿平房，有六間房，連天台，價值120萬美元（約935萬港元）。這個價格對於整個加州來說，可說是十分相宜了。在此之前，他們在聖塔莫尼卡的475呎工作室公寓（studio apartment），月租1,680美元（約13,089港元）。

「我們真的放棄很多東西了。」Jamie說道。他指的是聖塔莫尼卡那片絕美沿岸海景。他們很喜歡每天在這裏散步，但奈何，這裏的生活難題愈來愈大。搬離沿岸後，兩夫婦才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展開新生活──甚至認真考慮生孩子。

今年8月，加州單戶住宅（single-family homes）樓價中位數上升至破紀錄的83萬美元（約645萬港元），比一年前同樣時間上升超過17%。若單論區域計，洛杉磯都會區樓價中位數為83萬美元（約647萬港元）；三藩市灣區高達185萬美元（約1,441萬港元）；而較偏遠的河濱市則為57萬美元（約444萬港元）。

其實，Jamie和Yulia兩夫婦可以說是較幸運的一群。這一年來三藩市灣區及洛杉磯大都會區的樓價物價，高漲得令人窒息，甚至很多中低收入普羅加洲家庭，連內陸地區的房價也負擔不起，最終選擇離開加州，遷移到鄰近內華達州（Nevada）、愛達荷州（Idaho）、亞利桑那州（Arizona），甚至更遠的德州（Texas）。

加州不少城巿居民遷往「內陸帝國」降低生活成本：

疫情期間的「遙距工作」新常態，更大大加速了這批人口遷徙潮，粗略估計約有25萬人遷進南加州被稱為「內陸帝國」（Inland Empire）的內陸大都會區，即涵蓋聖班納甸奴（San Bernardino）、河濱市（Riverside）、安大略（Ontario）等城市的大片區域。

不過，大家都知道，加州的樓價物價倘若繼續這樣瘋狂飆升，很快連「內陸帝國」這片區域也住不下去了。

矛盾的加州

毗鄰太平洋的加州，對一些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風景怡人的宜居天堂，但對一些人來說，又是一個充滿壓迫的生活煉獄。「矛盾」──始終與加州劃上等號的最佳形容詞。

加州是全美國人口最多而且「最有錢」的州份：2020年，當地閒置資產達到100萬或以上的「百萬富翁家庭」（millionaire households）數目高達114萬個，為全美國最多，比第二位德州的65萬個，要多出接近兩倍；同時，該州的貧窮率也是全美50州之中最高：2020年，高達15.4%加州居民生活在美國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所定義的貧窮線以下。

加州是全美國最擁抱冒險創新的地方：蘋果、Google、Facebook等無數叱吒全球的科網巨頭在矽谷誕生；同時該州也是在社會福利上花費最大、地方稅率最高的州份：個人所得稅率達到12.3%，若然你年薪超過100萬美元，所得稅率甚至達到13.3%，全州最富有的3%人負擔起約60%的州所得稅。

加州向來被視為意識形態相對左傾的州份，沿太平洋海岸的繁庶都會區，即洛杉磯大都會區至三藩市灣區一帶，更是傳統民主黨進步派「票倉」。可能相對而言，加州東部人煙較稀少的內陸鄉郊區域的政治意識形態較偏保守，但大體來說，加州自90年代以後，向來都是自由派政治家的搖籃、堅固的「藍色大本營」。

矛盾，建構了加州現今社會畸形現況。加州至今無疑仍是創新經濟動力的集中地，但在貧富懸殊愈趨加劇下，追求財富的更公平分配，漸漸成為加州居民的主流意見。為回應加州人日益上漲的「財富再分配」呼聲及訴求。一些民主黨人最近想像了應對辦法。

全民基本資本

加州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民主黨的赫茨伯格（Robert Hertzberg）今年曾提議，利用州財政盈餘，以及由科網企業和慈善家捐助下，為加州每名年滿18歲的公民開設「全民基本資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的基金，將基金資本投資在科網巨企，甚至是具潛力的初創科技公司，從而藉助基金投資回報用以為加州公民提供退休保障、醫療保險、大學學費等支出。這樣一來，可以在不用大幅提高稅率的前題下，同時為社會普羅及低下階層人士提供日常生活必需保障，以及精英教育等向上流動的機會。

和應赫茨伯格這項倡議的人，包括Google前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Snapchat創辦人斯皮格（Evan Spiegel）等加州矽谷傳奇人物。

《金融時報》評論編輯Rana Foroohar認為，這種做法與傳統財富再分配（redistribution）不同，它是以資本的投資收益來支援公共發展和社會福利開支，故她形容此做法為財富的「預先分配」（pre-distribution）。

「在這個時代，網絡效應和無形資產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更甚是集中在極少數企業手中，這些企業得以利用更少的員工而產生巨大收益。這讓『預先分配』原則更為適合這個時代、成為（政府）一種新的收入來源。」Rana Foroohar說道。

她想像說：現時來自加州的上市公司總市值大約是13萬億美元。若然加州政府在十多年前早着先機，投資部分頂尖矽谷科技企業的股票，現在便已然獲得優厚回報，而且能更好地協調私人企業的龐大商業收益和公眾獲利誘因。

其實，早在州政府層面，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已在2021至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提議將本年度的州政府財政盈餘，加上聯邦政府撥予的1億美元疫情紓困援助，為該州每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一年級大學生開設基金帳戶，投資儲備以用作補助其未來學費所需。這一做法，已被視為「預先分配」的先行試驗。

殺富濟貧？

「預先分配」的確某程度上試圖糅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財富再分配元素。為了回應普羅大眾對縮窄州內貧富懸殊的訴求，州政府這項設想，通過「預先分配」來實現「共同富裕」，這會是出路嗎？

可以想像到，最大阻力也是會來自當地企業家。着重創新，視加州為「機遇之地」的企業家、冒險家，對這類被視為「殺富濟貧」（「全民基本資本」始終需要有人先願意付出一筆起始基金，這肯定是來自企業捐獻和稅收）、有着「大政府」傾向的政治操作，早已有諸多不滿。

過去一兩年已有許多矽谷巨商、超高年薪的技術精英因為州政府的「左傾」而選擇「逃離」加州。雖然「全民基本資本」算是一種折衝，但它當中的政府介入元素，仍然為不少企業家嗤之以鼻。

無可置疑的是，這些企業精英、科網大亨偏偏卻是加州賴以致富的基礎──加州如何在回應民間進步左翼風潮的呼聲下，同時又以留着這班精英的頭腦和財富之間拿捏平衡？本系列下篇文章將繼續深入探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