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案警員定罪　「緘言藍牆」終見裂縫

4月20日，在世界各個國家掀起種族平權運動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案終於迎來法庭判決。跪壓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頸部長達九分鐘而致其死亡的前警員喬文（Derek Chauvin）被控謀殺等三項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囚40年。這次事件被視成為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判決，乃因美國執法人員往往有一道無形圍牆所保護。

在警察過失行為鮮有遭到定罪甚至檢控的美國，責任警員被裁定二級謀殺、三級謀殺及過失殺人3項罪名全部成立實為罕見。但此次判決引人注目的不僅僅是其結果，還有庭審中多名出庭指證喬文的執法人員——在被學者、媒體稱為「緘言藍牆」（blue wall of silence）的警察內部文化下，此次弗洛伊德案的審判，似乎終於給這道牆鑿開裂縫。

負責警局去年的訓練的督察Katie Blackwell在法庭上作證指，警員們受訓以手臂而非腿部來壓住嫌犯的頸部：「我不知道這是哪種（壓迫）姿勢，這並不是我們訓練的內容。」喬文的直屬主管等人亦表示喬文不應施壓過久或相關舉措「不必要」。

一位民權律師、前檢察官David Henderso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他擔任檢察官的多年時間裏，從未見過多位警員在法庭審訊中打破「保護自己人」的文化、作對執法人員不利的證供。

警員如家人

據民調網站FiveThirtyEight，有關警員不當行為及相關投訴的數據和資料並不透明，政府部門往往不願意透露具體信息。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調查報道指出，每年約有1000宗警員在執勤中槍殺民眾的案件發生，鮑林格林州立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犯罪學教授 Philip M. Stinson的研究指出，2005至2017年間，共有80名警員因謀殺或過失殺人被捕，最終被定罪的則只有35%。

在法庭與涉事警員之間，被稱為「緘言藍牆」的傳統幾乎是無法跨越的障礙——執法體系內部互相包庇的傾向、保護警察免於追責。

「當你加入警察學校後，他們教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現在開始這就是你的家了，我們互相照顧、互相幫助，我們不會逮捕自己的家人。』」一位來自維珍尼亞州（Virginia）的前警員Joseph Ested如是說。

在多年的訓練期間，這種互相幫助、支持的意識被不斷的加固。初來報到的警員從同伴身上尋求建議和支持，也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從危險的情況中生存下來的技巧。警員Dave Carey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在這樣的環境下，警員互相之間的忠誠是不言則明的：「這就是一個家庭。」

「緘言藍牆」

走上執法崗位之後，這種內部文化成為警察不當行為的保護傘。

美國作家、記者Timothy Egan在《打破藍牆》（Breaking Blue）一書中記錄了一個經典案例：一宗發生在1935年的謀殺案懸而未決50多年後，警長Anthony Bamonte終於找到證據、查實當時一位頗有權力的警員為真兇，就在這時他卻收到一位前警員的威脅信：「你絕不能說一位兄弟的壞話。」在Bamonte之前，三代執法人員都保護了這位警察。

去年6月，弗洛伊德案在各州引發示威遊行期間，紐約水牛城（Buffalo）的一個法院外聚集了一群執法人員。當日，兩名被停職的警員將出席庭應訊——他們在不久前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疑將一位75歲老人推倒在地、致其頭部出血。隨着二人抵達法院門口，現場的執法人員為二人鼓掌、歡呼以示支持。同樣的景象幾天後在費城（Philadelphia）的一個警察工會大樓外再次上演，警察們集結起來支持一位涉嫌用金屬警棍毆打學生的同僚。

但在弗洛伊德案的庭審中，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警察局長阿拉東多（Medaria Arradondo）在庭審中明確指出，警員喬文的行為「在各種意義上都絕不可能」稱得上遵循警隊的規則，而只顯示出對尊重「生命的尊嚴」的執法原則的漠視。

然而，由於弗洛伊德案引發過去一年以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的社會及政治影響實在極度龐大。是次審訊是全球焦點所在，政治及社會輿論壓力龐大，對於作供警員心理亦不無影響。但實際上，每天美國民眾及有色人種遭受警暴或不公平對待，又有多少獲得公平審訊或沉冤得雪的機會？有色人種經常受到白人警員不平等對待、黑人經常遭截停搜身等情況，又是否自此得到扭轉？

儘管內部文化的改變絕非一朝一夕，但在這場全球矚目的庭審，似乎給這堵堅固藍牆敲開一道裂痕。巴爾的摩市（Baltimore City）助理州檢察官Marilyn Mosby表示：「（弗洛伊德案中）有幾名執法人員、實習警員還有警察署長願意出庭指證喬文過度使用暴力——這樣的事情可不是每天都會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