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下】疫情後仍做「步兵」？零工工作者需更大保障
英國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共乘車司機享有「工作者」（worker）的勞工保障。Uber須為當地司機提供最低工資、法定假期及退休供款等保障。而這判決相信將成為日後其他零工工作者爭取勞福保障的重要案例，最可能受影響的當然要數外賣平台速遞員。
除了Uber司機，外賣平台速遞員的數目在疫情期間亦大幅增長。在香港，因應各行各業出現裁員潮，不少待業人士與Deliveroo、foodpanda、Uber Eats等外賣平台公司合作，以自僱形式應聘當送餐的「車手」或「步兵」，按接單數量計薪。這些平台公司在疫情下營業額大增，而伴隨的勞工權益爭議也因而備受關注。
疫情期間曾當Uber司機的阿權（化名），當初也曾想過當外賣平台速遞員，但當時做Uber司機已經能夠維持基本收入，所以最終沒有選擇當速遞員。「疫情下什麼都是特例。現在多人做（外賣平台速遞員），不代表以後多人做。當然，至少要為員工提供基本保障，人們才肯跟你打工。」阿權說。
本港法例滯後 零工工作者欠保障
去年中，正值疫情高峰期，外賣平台服務需求猛增。但在5月份，當時約300名Deliveroo外賣員因不滿公司在疫情下收入大幅增長之際，強行實施新制，包括減低外賣員每張訂單可獲取的金額、取消最短路程價錢，變相減低外賣員收入，於是發起罷工及按章工作行動，要求Deliveroo管理層改變決定。最後Deliveroo承諾，在特定時間及地區每張訂單增加一定金額的獎金，以平息外賣員的不滿。
像外賣平台速遞員這些以自僱形式受聘的零工工作者，其勞工權益難獲保障，而且有很多灰色地帶。隨着未來平台經濟及零工經濟持續成長，平台方與零工工作者的糾紛定必會成為常態。故港府有必要盡快釐清零工工作者的定義，以便為其勞工權益立法規範。
一般來說，香港的零工工作者受聘為自僱人士或獨立承辦人，因而無權享有《僱傭條例》所訂的僱員福利。此外，自僱人士或獨立承辦人亦無權享有其他相關勞工法例的保障，例如《僱員補償條例》、《最低工資條例》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未來經濟模式 應是約束還是自由?
談及零工經濟工種的勞工權益保障，當中惹來最大爭議的，就是零工經濟所賦予的「自由」價值。願意從事零工經濟的工作者，某程度就是被零工的彈性工作時間及地點吸引。若然Uber、Deliveroo、foodpanda這類平台公司與旗下司機夥伴、外賣送貨員簽訂常規僱傭合約，給予基本僱員福利，零工工作者變相失去當初希望追求的工作自由。這對整個零工經濟生產模式的發展，未必是一面倒的好事。
「很多人通過這類平台獲取supplemental income（輔助性收入）。若加上很多規例來規範服務提供者使用這些平台，可能會減低這批人繼續參與提供服務的意欲。」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講師黃健明博士說。
而且，將常規僱傭合約與零工工種結合，更令人對初創平台公司所創造的商業模式產生更多疑問。需要理解的是，無論是提供共乘車服務配對平台，抑或外賣服務配對平台，皆為互聯網科技快速發展下的創新產物，也是未來新經濟生產模式和勞工市場結構變動的指標。一些可能會消滅零工經濟核心要素（如提供服務方，即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自由）的規範，會否打擊這類科技初創平台持續創新及發展的意欲？這個問題絕對值得深思。
在此援引英國的例子作為參考。今年2月，英國最高法院針對共乘車司機作出裁決，約一個月後，3月31日，總部在英國倫敦的Deliveroo選擇在當地進行首次公開招股（IPO）上市。豈料，當天Deliveroo上市後，首日掛牌股價表現令人大跌眼鏡。英國《金融時報》當天更引述業界話語稱，Deliveroo創下了「倫敦史上最差的IPO」紀錄。
除了短炒散戶、疫情緩和減少電召外賣意欲等因素，有分析亦認為，很多人擔心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將會為Deliveroo之類零工經濟平台公司帶來諸多影響業績的法律規範。英國Uber修改各項勞工保障的先例，是否代表零工經濟平台將因針對零工工作者工作待遇的政策而面臨日益嚴厲的規管？
Deliveroo在2020年疫情之下生意額大增，但全年仍虧損逾兩億英鎊（逾21.4億港元）。若「Uber英國模式」擴展到其他零工經濟領域，Deliveroo這類零工經濟平台恐怕更難實現損益平衡。當然，這並不是說要犧牲勞動者應有權益來換取科技初創公司的成長。在互聯網科技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蛻變的二十一世紀，怎樣拿捏勞工權益和經濟創新兩者間的平衡，正是值得各界公開討論的地方。
「P2P科技平台令大家增加了得到輔助收入的機會……現在流行講Slash（斜槓族），大家得以做不同類型工作，它（科技平台）幫助分擔每個人的收入風險。」黃健明認為，所謂零工經濟的重點在於「人」，但它背後是基於P2P市場的出現才能發展起來。零工經濟與依附科技平台的P2P市場是一幣兩面，因此，社會不應過度抹殺科技平台的創新發展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推動了現實生活和虛擬世界的連繫，無論衣食住行，大家都變得依賴手機應用程式所提供的平台，這些平台公司帶起的零工經濟風潮，催生了一大班得以享有工作自由和自主權的零工工作者。
疫情期間，大量實體職位消失，亦迫使很多人抓緊P2P平台公司所提供的零工工作機會，維持日常收入。可以大膽地說，零工經濟將不再是以往被廣泛認為的「炒散」、「副業」、「少數人的工作」，而是有力改變當今市場秩序的新式經濟生產形態，並且衝擊着傳統就業及勞動市場結構。
當零工經濟的核心價值，正是標榜為零工工作者提供很大程度的自由和彈性。社會需要盡快探討零工工作者勞權保障和科技平台發展機會的兩難局面，維繫平台方和零工工作者之間的良性溝通渠道，方可有望達致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
上文節錄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9日）《享有權利就要失去自由？零工經濟與「契約」的矛盾》。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