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分割的以巴　兩極分化的疫苗分配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以色列依靠發達、高效的公共醫療體系，迅速為全國將近三分之一的國民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輕鬆領先世界諸國。
到三月底前，預計以色列從三大疫苗廠商到手總量已超過實際國民的需求量——但在約旦河至地中海之間的這片土地上，仍將有超過450萬人口被排除在這個完美的疫苗計劃之外。以巴兩地的人民交流本就密不可分，疫苗分配嚴重傾斜，受害的有誰？

這些接種遙遙無期的人口便是生活在加沙地區以及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眾。與以色列截然相反，現金短缺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才剛剛收到了僅有5000劑的第一批疫苗，開始為民眾接種。

以色列衛生部長：「不會轉贈鄰居」

對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糾紛，一種簡單的認知是兩個毗鄰的國家由於歷史上和宗教上的原因，存在領土上的爭議。但這種認知卻難以解釋疫苗接種的責任方上的爭議。

以色列衛生部長埃德爾斯坦（Yuli Edelstein）上周末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表示：「我不認為這個國家裏有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觀點為何——能夠想像我出於好意拿走以色列民眾的疫苗，轉送給我們的鄰居。」

1993年《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後，領土的一部分——包括加沙地區（Gaza Strip）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大部分地區被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統治，為自治政府性質。名義上巴勒斯坦是138個聯合國成員國認可的法律上的主權國家，但實際上以色列仍對這些地區掌握着相當大的控制權——兩地的邊境、貨幣、中央銀行都由以方控制，稅收甚至都由以色列代替巴勒斯坦收取。

作為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者，以色列有遵守在戰爭時期為平民提供保護的國際人道條約——《日內瓦第四公約》（Fourth Geneva Convention）的義務，負有維護當地公共衛生、保障醫療物品供應的責任。當然，以色列方面則並不承認自己受這一公約的約束，更援引《奧斯陸協議》中的第十七條款，指民眾的疫苗接種責任將由巴勒斯坦負責。

被佔領的巴人社區　公共衛生責任誰負？　

但在大流行下，這些法律條文及官方話語在社會上如何現實呢？

在東耶路撒冷，一個由以色列佔領、巴人聚居的社區Kafr 'Aqab，兩位小販在一檔肉鋪並肩工作。當中一位是有着以色列居民身份、東耶路撒冷永久性居民的Anan abu Aishe，另一位則是持有巴勒斯坦身份、但不是當地居民的Mahmoud Oudeh。憑藉着永久居民身份，Anan abu Aishe將可以接種以色列的疫苗，但每天一起工作的Mahmoud Oudeh則不行。

Kafr 'Aqab為以色列法定的六個行政區之一——耶路撒冷區內的領地，但在國際法律中被視為非法佔領的地盤。如東耶路撒冷的許多其他巴人聚居地一樣，Mahmoud Oudeh雖在這裏生活多年，但以色列法律上被視為移民。

在東耶路撒，只有那些有當地永久居民身份的巴人——即向以色列政府交稅、有權享用以色列醫療保險的巴人可以接種疫苗。不僅如此，以色列政府更額外「施惠於」巴勒斯坦轄區內醫院的醫務人員，但卻不為院內病人接種。如此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情況：巴勒斯坦「移民」和巴裔定居者，在截然不同的社會待遇之下混居。

尷尬的處境並不止在耶路撒冷發生。即便是在《奧斯陸協議》下以色列的合法國土之上，依然有大量的巴人工作和生活。根據非牟利組織勞工權益組織Kav LaOved的數據，目前有約7萬巴人在以色列工作，且主要集中在建築領域，另有3萬巴人在以方佔據得來的「猶太人定居點」工作。以人巴人大量混居的情況，顯然會使以色列「成功的」疫苗計劃大打折扣。

殘缺的醫療體系

那麼那些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工作、生活的「純巴勒斯坦人」呢？

來自美國中央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衛生管理和信息部門的學者Yara M. Asi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儘管巴勒斯坦的公共衛生系統在1990年代中隨着《奧斯陸協議》的簽訂發展了起來，但卻從未獨立自主的運轉。」

她在文中憶述，自己生活在西岸地區的舅舅十多年前被診斷為格林─巴利症候群（一種罕見的免疫性疾病），但巴勒斯坦的醫院無法提供妥當的醫療服務，只能等上數月、申請許可前往以色列就醫，最終才得以康復。

此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年發佈的一份報告，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患者、患者陪同人員和醫務人員的出入仍然是一項重大挑戰」。2019 年，患者申請離開加沙地帶的通行證的批准率達 65%。兩地之間的通行障礙亦限制了醫療服務往來，90%的救護車需要在關卡處將患者轉移到以色列的救護車上。

從整體來看，致使巴勒斯坦醫療體系「殘疾」的不僅僅是通行障礙和對以色列醫療的依賴。根據聯合國的報告，2000-2017年期間以色列的佔領給巴勒斯坦造成了累積約194億美元財政代價，相當於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34%。報告總結稱，「這些條件導致巴勒斯坦經濟日益疲弱和脆弱，其特點是公共服務不足和惡化。 」

多年來未能充分建立起來的醫療體系、對加沙地區的出入限制，阻礙了疫苗運輸，巴方亦缺乏儲存疫苗所需的冷藏設備。再加上本就拘謹的財政因疫情再度惡化，巴勒斯坦民眾何時能接種疫苗、多少民眾可獲接種都不明朗。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網報道，巴勒斯坦衛生部正在向四家疫苗廠商購買能覆蓋西岸70%人口的疫苗，並將從WHO發起的疫苗全球獲取機制（COVAX）中獲取另外20%，但並不確定何時能到貨。而巴勒斯坦人的鄰居——以色列民眾則可能在三月底前實現全部接種。

巴勒斯坦方面雖放話稱，自治政府試圖確保疫苗供應並不代表着以方對此沒有責任，但礙於雙方關係正處於低谷，政府並未正式向以色列尋求幫助。

到底誰來為巴勒斯坦人解決疫苗問題？爭議雙方各執一詞，國際法專家對相關法律條文的解讀也不盡相同。以色列拿來當辯護武器的《奧斯陸協議》，本來也只是雙方協商議程的一個里程碑，而非終點，只不過1993年後直至今天，和解遲遲未能實踐。

以巴疫苗分配上的兩極分化，說到底不過是兩個世仇在似乎無解的爭端之下，佔領和被佔領雙方不平等惡果的一個縮影。只是，在這場不分國界的公共衛生危機之中，承擔惡果的不僅僅是處於兩極之末的巴勒斯坦民眾，還有與其毗鄰而居的以色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