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設下「債務陷阱」是西方列強最應羞赧的黑歷史

近年來部分輿論乃至國家政府總不時炒作「中國給發展中國家製造債務陷阱」的話題，如今年10月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出訪斯里蘭卡時渲染該說法，並形容中國投資是「掠奪者」。
不過資史以鑒今，爬梳過往，在製造「債務陷阱」一事上，終歸還是歐美各國最輕車熟路。

被高築債台所困的最典型國家，非埃及與阿根廷莫屬。當19世紀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 al-Mas'ud ibn Agha，1769─1849年）統治埃及時，原本打算將埃及打造為一個向西方看齊的工業化軍事強權，沒料到其壟斷式的經濟發展政策與軍事擴張觸犯英國利益。

英國下議院議員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於1837年被派往埃及考察後，便向首相帕默斯頓子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年）呼籲道「埃及永遠成不了工業品製造國，或者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成不了工業品製造國。一個因其統治者無事生非而使歐洲列強總是感到擔心的國家，是不可能被允許存在下去的。但如果她能和平地發展自己的農業，還是會對大家都有利的」。

顯然，一個雄心勃勃的君王加上企圖擺脱經濟依附地位的壯志，在大英帝國的資本羅網下壓根不會被容許。

因此當1839年英、奧、普、俄四國聯軍挫敗穆罕默德・阿里進軍伊斯坦堡的征伐後，英國便強迫埃及開放市場，讓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商，得以自由於埃及購置土地、建造工廠與操持商業，將埃及好不容易擦出的工業化火花掐熄。接着列強再利用埃及繼位者的奢華與無能，讓埃及欠下愈來愈多的債務。

結果是埃及的出口值雖逐年攀升，但總體財政與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每況愈下，最後導致國家的破產。

清朝末年對外借款時，往往被列強以扣除手續費、匯差等藉口苛扣，最後實拿到不多，但還債時仍得還足賬面金額，埃及亦沒能躲過這種悲慘的情況。1873年，埃及赫迪夫伊斯梅爾（Isma'il Pasha，1830─1895年）向英國借貸3,200萬英鎊，豈料在扣除各種雜項費用後，到手的竟只有900萬英鎊！這樣不平等的金融險境，縱使伊斯梅爾再有壯大埃及的偉略，也難敵西方列強的軍事與經濟剝削。最後在1875年320萬埃鎊債務即將到期的大限屆臨前，囊空如洗又無法再借款的伊斯梅爾，只能將手上的蘇伊士運河股份悉數出售，而英國則趁機以397萬埃鎊的低價全行收購，就此徹底控制這條埃及人民築就的血淚運河，也連帶控制了埃及的命運。

1876年，埃及外債就高達了6,849萬英鎊，光是利息就佔了國家收入一半以上，伊斯梅爾根本無力償還，只能宣吿破產。英、法等債權國乘機以重整財政的名義介入埃及內政，各自派員擔任埃及的收入與支出總監，實質上就是負責壓榨埃及的生產力以償列強鉅債。1877年，英法兩國決議將埃及六成歲入都挪去還債，但實情是當年度埃及的年收入為954.3萬英鎊，結果竟有747.3萬都遭列強截去，佔比78.3％以上！

而待伊斯梅爾遭罷黜、其子陶菲克（Mohamed Tewfik Pasha，1852─1892年）於1879年繼位後，更在英國壓力下通過《破產法》，正式允許近四分之三的税收都優先用於清償外債，且英國官員可支領更高額的薪資。

這種粗暴的掠奪，終使埃及人民於1882年爆發抗英起義，結果英軍以炮轟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作為回應，正式出兵征服埃及。儘管英國聲稱「只要建立起維護赫迪夫（統治長官，等同於歐洲的總督）統治的適當組織」後便會撤兵，但最終卻待了70餘年，直到1956年才徹底離去。而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殖民歲月裏，英國在埃及榨取了數不盡的軍事與經貿利益，也埋下埃及產業結構不均衡與人民貧困的根由。

至於阿根廷，更是個受帝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危害甚深的國家，其在一戰之前憑藉豐沛的農牧資源，一度在經濟總量上躍入全球前十名的行列中，被認為是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然而，畸形的產業結構、不穩定的政治加上英美的滲透，令阿根廷終究也淪為資本強權的附庸。

英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總領事伍德拜恩（Woodbine Parish，1796─1882年）曾於1852年讚許英國工業實力對拉丁美洲的宰制：「正是英國工業機器的每一次改進，使得製成品的價格下降……有助於給這些遙遠國度的貧困階級提供生活舒適用品，並把他們的市場永遠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中」。

儘管日後美國的影響力取代了英國，但伍德拜恩的願景並未改變，包含阿根廷在內的拉丁美洲都成了發達國家的傾銷市場，且美國為了保障這利益，不時暗中撲滅當地的左翼怒火，扶持保守又反共的軍政府上台，結果令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回報率起碼高居33％以上，造成阿根廷必須年年借貸以應付資本流出的嚴重問題。

然而，借來的款項又流向以美國為首的外國資本家之手，因為渠等已掌控了阿根廷境內的各種產業，導致阿根廷陷入借款愈多、發展愈滯後的惡性循環。1978年，美國官員巴爾德斯（Abelardo L. Valdez）也坦承「拉丁美洲通過國際銀行和美國銀行新貸到的每一美元錢中，拉丁美洲淨得的只有7美分」。

1985年與1989年，美國先後提出「貝克計劃」（Baker's Plan）、「布雷迪計劃」（Brady Plan）和「華盛頓共識」，倡議以降低國家干預、通貨緊縮等手段，以吸引拉美國家重組債務。阿根廷遂朝着美國制定的方向，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結果致使貨物與服務進口於1994年激增，佔比超過GDP總量的11％以上，而1990年不過才5％；至於出口則從1989年的佔比13％跌至1994年的8％，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則高達99.74億美元。

儘管阿根廷的税收增加，但這種大規模私有化的短期收益，終究沒法改變扭曲的經濟結構，也停止不了繼續借貸的命運。2000年，阿根廷GDP中的3.3％資本收益起碼都流入美國，最後終在2001年爆發金融危機，貨幣至少貶值60％，差點還不起超過1,200億美元的高額外債。

而今，阿根廷仍不時傳出瀕臨外債違約的噩耗，只能繼續俯首聽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美國以「重整債務」為由、所下達的一連串干預內政的「建議」。而荷包從未損失過的，則屬阿根廷境內的少數寡頭，與控制大部分產業的境外資本，大多數人民則只能忍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剝削、以及遭美國與右派連手斲傷過的政治形勢。

因此一旦歐美打算熱議所謂的「債務陷阱」、抨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時，不妨問問埃及、阿根廷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相信渠等必有數不清的血淚和苦水要傾吐，字字句句皆記錄着列強曾是如何地「慷慨解囊」，令他們陷入今日境地難以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