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2020】選後之亂再次戳破美國憲法的歷史神話

2020年11月初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紛亂卻迄今未休，特朗普（Donald Trump）既指控拜登（Joe Biden）「竊取」勝利，又試圖在各州發起訴訟調查選舉舞弊。且教人發噱的是，無論是特朗普或拜登陣營，都搬出美國憲法做為護身符。前者的支持者堅稱：特朗普守護了美國憲法，民主黨若勝選將摧毀憲法云云；拜登的支持者亦認為拜登才是憲法的捍衛者，並慶幸拜登當選乃美國理性與民主的回歸。

這種對憲法的狂熱，美國法律學者亨金（Louis Henkin，1917─2010年）早有過描述：「對於美國人民，憲法是他們的聖經，是他們引以為驕傲的祖國的象徵」。然而，史實證明美國憲法從未達到如此境界。儘管作為世上首部成文憲法，其給了後進國家諸多啟發與貢獻，但無論就費城制憲會議的動機與憲法條文來看，其實並不符所謂的「民主」程序與價值，而這亦是造成美國體制紊亂的遠因。

許多人以為1787年費城會議的召開是為了解決邦聯議會（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的軟弱，好將各州統合成一個真正的國家，但其實負債農民與缺餉老兵於1786年發動的「謝司起義」（Shays' Rebellion）才是促使各州警覺應當聯合一致的主因。美國戰爭部長諾克斯（Henry Knox，1750─1806年）在起義期間寫給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的信中便說道：「這些暴亂份子從來沒有納過税，或者只納過一點點。但是他們看到了政府的弱點：只要和富人一比較，他們立刻就感到自己實在太貧窮了，他們同時也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之所在，於是，他們便決定利用後者來校正前者。他們主張，美國的財富得以免遭英國人的劫掠，是全體美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因此，這些財富也應當由全體美國人共同擁有」。

諾克斯擔憂若任由大多數人民掌權均分富人的財產，將危害政府的穩定。加上彼時部分州議會實施無財產資格限制的普選，令不少農民得以躍入政壇發聲，並制訂限制商人權益的法案，這更令菁英與富人們憂心忡忡。值此情勢，這才有了費城會議的召開。且會議起初本是要修改《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會議代表們卻瞞着各州與人民私自寫出一部憲法，並禁止會議記錄外傳，憲法的批准更是交由各州議會負責而非人民公決，故無論就程序或條文來說，這實在都稱不上「民主」的展現。

再說於會議期間，制憲代表們屢屢出言譏評人民與「民主」。如康涅狄格州代表謝爾曼（Roger Sherman，1721─1793年）反對國會第一院（即眾議院）交由人民普選，因為「老百姓眼下對建立政府的事還插不上手。他們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誤導」。維珍尼亞州代表兼州長倫道夫（Edmund Jennings Randolph，1753─1813年）亦揚言「由人民行使政府權力將會吞噬其它部門」。

麻省代表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1744─1814年）也附和道：「我們所經歷的罪過，都是源於民主過於氾濫……老百姓每天都被誤導去做些最作孽的事……一個主要的罪過，是說要對政府僱員實施正當程序，彷佛把公僕都餓死才是民主的極致」。由於麻省州長被百姓要求降低薪水，因此格里咬定此種利用「民主」程序限制官員待遇的行徑屬於「作孽」。

維珍尼亞州代表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年）則主張國會的兩院中好歹得有一院得由人民選舉以「做為自由政府的明朗象徵」，但他也強調多數民主的危害：「一旦多數人在什麼地方被一種共同情緒聯合起來，有機會得逞，少數人的權利就會失去保障。在一個共和政府裏，多數人一旦聯合起來，總能找到機會」。

乍聽之下，麥迪遜這是在替少數人的權益著想，但衡諸當時美國的社會環境，身為「少數人」的其實正是富豪、奴隸主等政商菁英，假使真的實行民主制度，那麼被壓制的鐵定是這幫人，故麥迪遜等人千方百計想要讓憲法既有讓人民參與的民主外衣、但實質上又不能參與過深。麥迪遜主張道：「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擴大治理範圍，把整個社會劃分成為數眾多的利益和黨派」。以事後諸葛的角度審視，麥迪遜的話果然應驗，美國人民儘管都同在星條旗的庇佑下，但卻因宗教、種族、社會福利、就業、戰爭、教育等各種問題撕裂成各種光譜，真正得勢的僅是一小撮資本寡頭，這實在不能不「歸功」於麥迪遜的深謀遠慮。

為了保護富人的財產不受侵奪，制憲代表們於憲法第一條第十款裏規定「任何一州都不得……通過任何公民權利剝奪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損害契約義務的法律」，這實際上就是要防止人民立法免除債務與削奪富豪財物。還有為了照顧奴隸主的利益，黑奴竟也被當作計算眾議員比例的基礎，每五分之三個黑奴等同於一個自由人，這是對「財產權」的擴大解釋與對人權的戕害。儘管有像賓夕法尼亞州代表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1752─1816年）這樣的反奴者人物痛批道「把奴隸計入眾議員的席位分配，算是什麼原則呢？他們是人？那就承認他們是公民，讓他們選舉。他們是財產？那麼，其他的財產，為什麼又不計入眾議員的席位分配呢？」可歎的是，制憲會議沒聽進這樣的諍言，埋下日後奴隸制存廢與內戰的根苗。

此外，為了爭取輿論對憲法的支持，在憲法草案送交各州議會批准期間，麥迪遜還以化名發表文章，以曲筆包裝對資本家的維護：「對財產的所有權，源於人們才能的差異……保護人的才能是政府的首要任務」，同時批評古希臘羅馬式的純粹民主乃「動亂和競爭的場所，它無法保障個人的安全或財產權」，並稱平均分配財產是種「險惡的計劃」。麥迪遜鼓吹稱，控制政爭的最好辦法就是「由群眾選出少數公民組成政府」。說穿了，這種代議制民主的本質，就是為了保障少數菁英能把持政炳，不讓在經濟與政治均屬弱勢的多數人民有機會反制。為此，紐約州代表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年）還一度在制憲會議中提議，應讓參議員與行政官（即總統）做為終身職，只是並未被其餘代表接受罷了。

這部不符民意、又利用制度的制衡壓制直接民主的憲法草案，其實制憲代表們也深知不妥。比如拒絕在憲法上簽名的維珍尼亞州代表梅森（George Mason IV，1725─1792年）便批評稱「這部憲法，是在不瞭解人民想法的情況下製作的」。但賓夕法尼亞州代表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則稱「不論再開多少制憲會議，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憲法」，由此憲法遂在39名代表的簽名下被送往各州議會審查，最後在今日成了美國精神的象徵。

然而美國憲法的保守與缺陷，在在限制著人民意志的真正展現，違反票票等值的參議院、選舉人團、大法官等設計，無不是同「民主」對立的產物。且最根本的是，美國體制確保資本寡頭能長期獨佔利益以及對外擴張，而美國人民即便再憤怒再反戰，也難以自法律層面健全福利政策與消弭戰爭，徒有選舉的權利而已。即便單論拜登個人，亦是個曾支持《槍枝持有者保護法》（Firearms Owners' Protection Act）與贊成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政客，並非跳脱利益結構的嶄新人物。故美國人民與其他地區若將拜登的勝選視為美國制度的自新成就，恐怕是過度樂觀的盲從想象，深墮於麥迪遜等人的神話中而不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