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混血兒遭史丹福大學星級學生強姦　靠一部自傳勇敢發聲

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今年28歲，中文名叫張小夏，是有一半中國血統的華裔女孩。她是2015年轟動全美的史丹福大學性侵案的主人公，之後四年，她被迫化名為埃米莉多伊（Emily Doe）生活，鋪天蓋地的新聞僅僅以八個字囊括她的一切——「失去意識的醉女人」。直到2019年，她出版自傳《知曉我姓名》（Know My Name），第一次以真實姓名、以受害者身份站出來，向世界講述自己的經歷。

她被《時代》周刊評為「未來百大影響力人物」，這本書也被外媒譽為「震驚全球的勇敢之作」，中譯本2020年8月在中國上市，豆瓣評分9.4。封面上的香奈兒米勒，雙手叉腰，目光堅定看着前方。這個姿勢有個名字——「神奇女俠姿勢」，代表勇氣和信心。她在書中講述的不是純粹的痛苦，更展露瞭如何從循環往復的傷害中治癒的過程。在紐約一個陽光充沛的午後，她與我們視像連線，自信講出了她「知曉我姓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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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張小夏（香奈兒米勒）　編輯：譚伊白（一条）

知曉我姓名

在採訪小夏之前，網上已經有大量關於她的文字和影片，其中有個「名場面」。2019年，由美國《Glamour》雜誌舉辦的年度女性盛典上，她穿着一襲亮黃色禮裙，從黑暗中大步走向舞台中央，雙手比着「耶」。代替冠冕堂皇的領獎詞，她背誦了一首上台前臨時寫的小詩，Don't Give a Damn，直譯成中文是「不屑一顧」，或者更直接一點，「去你的吧」。

我想對傷害別人的人說，去你的吧；對評價女性穿着的人說，去你的吧……請記得，我們​​生來是為了創作和發揮價值，不單單只是為了生存和被定義的。

在2019年11月出版了自傳《知曉我姓名》之後，她上遍了美國大大小小的電視節目，和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對談、接受諾亞（Trevor Noah）的採訪、做脫口秀，一遍遍向世界說： 「我是香奈兒米勒，中文名張小夏，一名性侵受害者，這是我的故事。」

時間回到2015年1月，張小夏參加了史丹福大學的一場派對，在室外的垃圾桶旁被性侵了。性侵她的布洛克特納是史丹福大學的大一新生，一名曾參加過奧運會預選賽的游泳新星。在媒體的報道中，張小夏以化名埃米莉多伊出現，被塑造為「派對上的醉酒女孩」、「一個失去意識的女人」。

2016年6月3日，布洛克被指認了三項重罪，卻只獲刑6個月。也是在這次庭審上，張小夏以埃米莉多伊的身份，宣讀了自己長達12頁、共7316字的《被害者陳述書》。「你不認識我，但你曾進入我，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裏的原因……」作為被害者的痛苦和憤怒傾瀉而出。這封陳述書在同年9月被上傳至新聞網站Buzzfeed，迅速發酵，幾日內1800萬人閱讀，所有人深受震動。人們開始聯名上書、上街抗議。

2016年9月30日，時任加州州長緊急簽署新法案，擴大了對於性侵的定義；2018年6月5日，該案主審法官被撤職，成為1932年以來加州被撤職的第一位法官；2018年8月，布洛克特納的上訴被駁回。這份陳述書後來被收錄進紐約四所大學的文學教材，被美國國會認為是「繼《湯姆叔叔的小屋》以來，最重要的歷史文檔之一」。

現在，在我們視像連線對面的張小夏，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笑起來無所顧忌，自信開朗。很難想像在這之前的整整四年，她被籠罩在「性侵受害者」的身份之下，在痛苦、恐懼與治愈之間循環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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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張小夏的自述。

我曾是，我是，我將是

我叫香奈兒米勒，我有一半中國血統，所以我還有個中文名叫張小夏。我以夏天命名，是因為：我生於6月；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夏」也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 那是2015年1月份，我在一個醫院醒來，身邊站着警察和醫生，他們對我說：「對不起，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你有可能被性侵了。」當下聽到這句話時，我否認了，因為我覺得他們找錯人了，前一天我去參加那個聚會只是為了放鬆放鬆，和很久沒見的妹妹放肆地跳一場舞。但是我去廁所看了一眼，發現我的內褲不見了，我的頭髮亂得像草，裏面全是松針。

那年我22歲，在我的家鄉加州的帕羅奧圖（Palo Alto）工作和生活。我在一個週末參加了史丹福大學的派對，然後在戶外的垃圾桶旁被性侵了。兩個騎自行車路過的瑞典研究生看到，阻止了他，並救了我，那時候他的手指正在我的身體裏。從那一刻起，過去的生活離開了我，新的生活開始了。我被賦予了一個新的名字：埃米莉多伊（Emily Doe）。我也永遠想像不到從那一天起，我將以埃米莉多伊的身份度過23歲、24歲、25歲和26 歲，直到這個案件結案。（點擊放大瀏覽）▼▼▼

失去姓名的受害者

我很害羞——小學的時候班裏演小劇場，別人都扮動物，只有我扮的是草；在體育課上，我總是躲在角落裏；如果別人撞到了我，我會道歉；街上散發的每張傳單我都會接；我總是把購物手推車歸到原位……所以從小到大我的存在都不是特別顯眼，我努力讓自己沒有姓名，但沒有料想到在我遭遇到最痛苦的事情時，我作為「主人公」，卻變得既沒有性格特徵，也沒有主動行為。

我被發現時身體半裸，孤身一人，不省人事，記憶只停留在上一秒還在很開心地喝酒、跳舞，而對方便抓住這一點，「她沒有記憶了，她什麼都不記得」 ，來反駁我的控訴，也否定了我對自己的認知。

第二天，我的事情就上了全國新聞，新聞的標題大多類似——《優秀的斯坦福大一新生涉嫌性侵》、《斯坦福游泳健將性侵案》……在報紙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識的醉女人」，八個字，僅此而已。當時我和十一位同事擠在一個房間的辦公室裏創業，為孩子們開發教育應用程序。我們的桌子挨得很近，近得我能聽到同事們在談論我的案件，只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個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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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洛克特納，性侵我的人，被描述成了受歡迎的全美好學生的形象，他以游泳選手考進史丹福大學的優秀運動員身份，彷彿比他對我做過的事更重要。而網上的評論是咄咄逼人和刻薄的，他們說我才是那個該受到譴責的人，「她喝醉了」、「她穿着裙子」等等，他們在找尋一個完美受害者。我當時很脆弱，於是相信人們說的關於我的一切，我讓別人塑造了我的身份。

四年來，我都在一層層剝開自己，想看清我到底是誰。於是四年後，我寫出了《知曉我姓名》，我不滿當時新聞所描述的我，也不滿整個社會對於受害者的苛責。我不得不強迫自己重新找回自己的真名，自己的重新找回自己。（點擊放大瀏覽）▼▼▼

治愈不是前進，是反覆回到原點

我記得事情發生後，我拿到過一個創傷後應激反應信息包，在「事後反應」一欄寫着：0到24小時：麻木，頭暈，不明的恐懼；2周到6個月：健忘、疲憊、內疚、噩夢；6個月到6年或更久：孤獨，記憶觸發，自殺念頭，無法工作，藥物濫用，人際關係困難，孤獨。

我得給它再補充一項——「這一切症狀都是會反覆的。」它像一個正在吐絲的蠶，在我身上一圈圈地繞，我掙脫了一層，它又吐了一圈。我想說，學會治愈是一個終生的過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項技能你學會了就有保障。一生不會只受一次傷，所以當你不停回到原點的時候，要在這個循環裏學會再站起來。有必要潛入更深的地方，需要倒退才能再次前進。

在法庭上，我像一隻被誘捕的小動物，逐步走入辯方律師用層層密布的話語和設問設下的「圈套」。我會不斷看到自己身體各個部分的照片被放大，想像父母和妹妹面對它們時的神情。我要一遍遍地重複同樣的話，一遍遍剝絲抽繭，「我那天吃了什麼、喝了哪些酒、和幾個人說過話……」在家裏，我努力繼續做對父母孝順的女兒，對妹妹有擔當的姐姐，即使下一刻的我會在房間裏暴躁、發怒甚至尖叫。

事情發生幾個月後，待在老家的我開始強烈地感覺到我不再適應過去的自己。即使那時候老闆提出要給我加工資，男友也很體貼，讓我搬過去跟他一起住。但我想要一個我可以有所創造的地方，一個我可以消失的世界一隅。

於是我辭職了，到3000英里外的羅得島設計學院學藝術，參加一個版畫製作工作坊。小時候我就很愛畫畫，經常和妹妹把家裏的牆畫得一塌糊塗。在最痛苦的時候，我決定去實現藝術的那一部分自我。我本以為到了一個誰都不認識我的地方，危險就會遠離我。但是我路過坐在車裏的三個人，他們盯着我的腿，咂着嘴，口裏發出啪嗒啪嗒的響聲；我放學回家，一個男人走到我身邊說：「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嗎？」；我走在巷子裏，一個五十歲上下的男人，頭髮蓬亂，「來跟我說說話，」他說，「我很寂寞。」

即使我穿着寬鬆的運動服，性騷擾也不會消失，即使我逃離到外太空，這些話語也讓我無處遁形。女人被教導要機敏，要時刻保持心靈手巧。她得學會如何善意地拒絕給出電話號碼，如何讓手從她牛仔褲的鈕扣上移開，如何拒絕一杯飲料，這些都是她該做的。當一個女人遭受了侵犯，人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說不了嗎？」，這個問題的預設答案總是「是」，但為什麼在我們用身體擊退他們之前，他們有權接觸我們？課程結束後，我回到家鄉，沒有停止畫畫。我畫夢裏的故事，畫男友盧卡斯，畫救了我的那兩個瑞典男生，把他們貼在床頭，一直畫畫直到我的心平靜下來。（點擊放大瀏覽）▼▼▼

社會給了我們一千個理由不要說話， 那就用一千種方式站出來

我的爸爸是美國人，媽媽是中國人。我的父親是一位退休的心理治療師。我媽媽在雲南省長大，20多歲的時候來了美國。她也是一名作家，寫過好幾本中文書，擁有自由的思想和寬闊胸懷。我的家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地方，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來，都會受到歡迎。

「人的一生都在經歷，經歷就是一個人最大的財富。你被人欺負了，這是一個壞經歷，但僅僅是經歷而已，不要把它看得太認真。」這是媽媽對我說的。當我艱難絕望的時候，她總是告訴我生活比你想像的要大。所以很長一段時間，為了不讓家人受到傷害，我都恐懼站出來，我想努力讓家成為黑暗永遠無法進入的地方。 但是多年來我也發現，性侵罪行都依賴於沉默。社會給了我們一千個理由：如果你缺乏證據，如果這件事發生得太久，如果你喝醉了，如果這個人很有權勢，如果它威脅到你的安全——那麼就不要說話。

我很慶幸自己可以寫作，讓我知道我們有能力改變世界。第一次它發揮力量就是在法庭上，我宣讀了《被害者陳述書》，它讓案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在書裏，我也寫了很多庭審的細節、和對方律師以及法官的互動，還有我在法庭上回答的幾百個問題，這些都來自我後來拿到的公開法庭文書。

當我閱讀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提問者使用了怎樣的策略和技巧，引導我朝某個方向回答。但我在法庭上的時候非常緊張，根本沒有意識到他提問的方式如何改變了我的回答。這讓我十分憤怒，因此我認為我必須揭露這一機制——你如何進入了一個預設和你對立立場的系統和製度。我也想讓讀到這本書的人不僅了解我的故事，也在某種程度上能了解這個世界。（點擊放大瀏覽）▼▼▼

現在我生活在紐約曼哈頓，繼續畫畫、繼續寫作。每早我都會在曼哈頓街頭遛狗，因為疫情和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街道也不像曾經那麼喧鬧，變得空空的。亞洲藝術博物館找到我，跟我說，有一堵23米長的牆，我可以用任何方法填滿它。於是我在上面創作了一件作品，叫做《I was, I am, I will be》（我曾經是，我是，我將是）。

當眼淚流下來的時候，當你被嘲笑、被侮辱、被質疑、被威脅的時候，當他們告訴你你什麼都不是的時候，當你的身體只剩下空洞的時候，請抬起你的頭。這段旅程會比你想像的要長，創傷會一次又一次地找上你。永遠不要為了傷害而戰鬥，而要為了提升去戰鬥。因為你知道在這一生中，你值得擁有安全、快樂和自由。我做到了，我就在這裏。

回首過去，那些曾經懷疑過、傷害過、差點征服過我的人，都離我而去，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所以現在是時候了。我撣去身上的灰塵，繼續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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