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一段爭議百年的歷史

美國德克薩斯州（Texas）州長阿博特（Greg Abbott）在7月2日突然轉變態度，簽署行政令，要求在所有有20個以上確診病例的縣內，民眾必須在公共場所戴口罩，然而，此前阿博特曾表示，縣政府不能強制要求民眾戴口罩。此舉迫於政府過早重啟經濟後面臨疫情反彈而行，但又再次引發民眾對於戴口罩的爭議。

回顧歷史，類似的爭論似乎在過去的疫情中也曾經發生：自19世紀90年代口罩在最初被提出引入外科手術，到1918年全球爆發的西班牙流感，人們對口罩的運用從來就充滿了懷疑和抗拒。

外科醫生戴口罩也需要討論嗎？

關於外科醫生在手術中應該戴口罩的觀點在1889年的德國醫學界已被提出。當時的學界正在熱烈討論實現無菌手術的各種技術手段來防止傷口感染，包括防護服、帽子、手套等等。由於當時細菌學家Carl Flügge通過實驗證實了細菌可以通過飛沫傳播，包括口罩在內的防衛裝備便成為其中一個手段被提出，用以填補手術室中細菌傳播的漏洞。

但這一方案遭到了著名的《中歐醫學期刊》總編、外科醫生Alexander Fraenkel的強烈反對。他不屑地將當時學界提出的防護手段形容為「一個在實現傷口完全無菌的口號下設計出的一套戲服，還附上女裝帽和嘴部的面罩」。他認為，單靠手術中醫療人員配戴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不足以構成對抗細菌的徹底保護，在傷口感染方面，還有諸如病人本身的細菌或組織的因素需要考慮，於是他判定這種方法是「不科學的」。

儘管此時的討論還只限於口罩在手術室內的使用，但其反對者的意見與新冠疫情較早階段的一些民眾或至專家認為不需要戴口罩的論調不乏相似之處——即時戴了口罩，口罩兩側的縫隙一樣可能有病毒進入，或者使用者在無意間觸碰了被污染了的口罩，又接著觸碰口鼻，反而造成了感染。

兩種觀點似乎都指出了口罩在防護上的漏洞，卻都在沒有給出更優選擇的情況下否決了這一方案——這種「沒有100%保護，不如不作保護」的論調果真是古今如一。

1918年美國的戴口罩令

個人的行為未必是理性的，不過大眾的行為卻是理性的——Fraenkel醫生這個個人的反對，最終也未能「阻止」用口罩等裝備實現無菌手術的主張逐漸被普遍接受。

經過醫學界的辯論後，進入20世紀後的兩次大規模的疫情——包括1911年的中國東北鼠疫，以及1918至1919年的全球大流感——才使作為防止疾病傳播工作的口罩進入大眾的視野。

1918年9月至10月間，大流感開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致死率入侵美國各州。在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短短三周的時間內，這個20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的傳染病從零開始迅速膨脹，州政府當即宣布所有的學校、電影院、歌舞廳都要關閉，並下發第一個要求所有民眾戴口罩的條例。

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美國國內的愛國主義熱潮尚未褪去。報紙、以及各州政府紛紛展開與戴口罩有關的宣傳活動，喊出「在戰壕裡戴毒氣面罩，在家裡戴流感口罩」的口號，把此時正在前線戰鬥的士兵同在家鄉的美國民眾的命運聯繫在了一起。霎時間，社會上普遍有一種戴口罩是戰爭時期的公民義務的態度。

紅十字會的一則公益廣告甚至聲稱，「那些不戴口罩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都是危險的slacker（逃避義務者）」。這種被人視為「slacker」的恐懼，以及戰爭時期作為公民的義務感，迫使大多數下發了口罩令的城市居民都遵從了當時的規定。

反觀如今的疫情，一些傳染病專家和官員也曾試圖以類似愛國主義的心理團結民眾——如來自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傳染性疾病專家阿倫諾醫生（Dr. David Aronoff）便以「作為美國人的一部分」來號召人們戴口罩，他指出，戴口罩能夠防止一些表面健康的無症狀感染者把病毒傳染給他人，因此是一種善意的表現，以此呼籲美國的民眾團結起來。但這樣的試圖在今天卻不太成功。似乎沒有了對如「slacker」般嚴重的社會污名的懼怕，僅靠正面價值的感召還是不足以說服民眾——當然，當一些美國政客根本沒有把戴口罩當作一回事，「象牙塔」學者的呼籲也難以觸動民眾。

似曾相識的反口罩聲浪

回顧1918年的加州，當時口罩令從10月開始實施到11月結束期間，州政府以罰款、監禁等作為違法的懲罰，甚至曾經出現警員因為有人違反口罩條例而射殺了違規者及兩位路人的案例。但到了翌年的1月，由於加州開始解除禁令、恢復正常經濟生活而造成疫情反彈，州政府在此時再次倡議人們戴口罩。但這時，戰爭已經結束近兩個月，缺少了愛國主義情緒的影響，政府的這一號召引就來了民眾的反抗。

擔心生意受到影響的商家，以及認為要求戴口罩屬於侵犯人權的人紛紛發聲。基督科學教（Christian Science）教徒稱這樣的規定「破壞了個人自由以及憲法賦予人們的權力」；還有其他自由主義者認為，如果衛生官員可以強迫人們戴口罩，那麼他們也可以強迫人們打疫苗、參加各種實驗或者任何有損尊嚴的事情。

一群以醫生為主的異見者組成了「反口罩聯盟」，並召集了一場有2,000多人參加的公眾集會。

根據《三藩市考察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報道，當晚示威者質疑這次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像人們所說的那麼糟糕，會不會更像是常見的感冒與過去一般的流感季，並在會議中通過了決議，譴責這個「與絕大多數民眾意願相違背的口罩條例」。

1918至1919年大流感的這段歷史與今日的情形驚人的相似。民眾再次以示威遊行來表示抗拒、主張口罩令侵犯人權。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全球流行病的心理學》作者Steven Taylor說，遵從這些規定對一些人來說就像交出了自身的自由，「人們珍惜他們的自由。當有人試圖侵犯這些自由時，他們會感到痛苦、憤憤不平或出於道德的憤怒」。

1919年，Dr. William C. Hassler，當時加州最具權威的醫學專家，在提出民眾應戴口罩後收到了裝有爆炸品的包裹的恐嚇。據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導，同樣在加州，州政府於6月19日起要求居民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後的第三天，一位高級衛生官員就因此事收到了死亡威脅。

一百年的歷史過去了，民眾對於口罩類似的爭議反復上演，戴口罩無用、戴口罩侵犯個人自由的論調仍然在民眾間流行，直至今日仍然未能形成共識。1918至1919年大流感時短暫實施的口罩令是否成功，似乎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於是在21世紀再次面臨大流感的當下，沒有政治家團結全民的力量，民眾繼續像無頭蒼蠅一樣，各有各的說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先不管戰勝疫情，連讓全民都能夠安全地與病毒共存，也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