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詞彙、推雕像、喊口號：美國社會愈發缺失批判思維？

抗議種族主義與警察暴行的美國示威雖然報導見少，但實則仍未平息。其中，許多原南方聯盟州帶有種族色彩的雕像都遭推倒，不少企業也表達支持黑人抗爭，如Google考慮移除「黑名單」（Blacklist）之類的「歧視」詞彙；索尼（SONY）以「與我們的黑人作者、玩家、員工、家庭與朋友站在一起」為由，推遲PS5遊戲機的新聞發佈會。但根本性的制度問題卻罕有人願徹底改革。這種自我糾偏機制的缺失，可說是自美國建國初期就埋下。

歷史上，美國人民深信自己是「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上帝選民，因此即便在18、19世紀一面高喊「人生而平等」又一邊蓄奴的矛盾，雖有人覺得不適，卻未有改變。即使1787年達成的「五分之三妥協」（Three-Fifths Compromise，每名黑奴算做五分之三張選票，用以分配各州眾議員名額，但黑奴卻無選舉權）形同保障白人資本菁英的統治體制，有違人權精神，美國社會仍願意接納。如果對此有所爭論，那也只是因為南北各州對彼此勢力消長的互不相讓，絕非體認到種族平等的重要性。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曾批評美國「這種偏執而令人厭倦的愛國精神簡直令人難以理解」。他無法理解，為何美國人能生活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卻仍自滿不已。他還形容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們，不但不希望改革，而且打心眼裏害怕革命」，委婉地道出資產階級把持政權與資源的實情。其實只要將這兩點觀察結合後，便可發現美國自我革新的動力何以如此低落。

這種心態的延續，有賴於資本寡頭的壟斷與擴張，只要人們能積累財富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願觸動任何能導致經濟與政治平等的法律。比如19世紀末曾有人士想效法中國與英國建立穩定專業的文官制度，結果遭大多數美國政客反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卡本特（Matthew Hale Carpenter，1824─1881年）甚至高喊「進天國不需要考試」；伊利諾伊州眾議員羅根（John Alexander Logan，1826─1886年）則詆毀稱「這個法案是為了本國的貴族而設」。雖然政客們以「平等」為由拒絕改革文官制度，但恰恰是因為這種選才方法較公平，凸顯了資本菁英利用財富優勢影響選舉結果的荒謬，故受到強烈反對。

1898年美國國務院聲稱「如果要保持美國的工人和技工整年不致失業的話，我們每年都得考慮為不斷增長的剩餘產品尋找海外市場」，替帝國主義持續向海外擴張背書。這種逐利性格既強化了既得利益者的位階，同時也保障渠等能不時擠出些利潤來安撫中產階級，進而瓦解後者的反抗性。而這便說明何以只有最受壓榨、最享用不到些微福利的少數族裔與工農會挺身反抗，尤其以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層面俱屬弱勢的黑人最為激烈。

所以針對種族問題，若非少數族裔抗爭的程度無法再迴避或影響到自身利益，美國政府也不願輕易觸碰。1946年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1972年）曾任命一個民權委員會，該委員會報吿稱「我們的民權記錄已成為世界政治的一個問題。全世界的報紙和廣播都在關注。那些滿腦子對抗意識的人特別強調甚至無恥地扭曲我們的缺點……他們試圖證明，我們的民主制度只是徹頭徹尾的欺騙」，矛盾又隱諱地承認確實存在種族問題，但又卸責給外力的煽動。因此直到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通過前，美國政府連形式上的平等權利都不肯給予黑人，改革步伐十分緩慢。況且即便法案通過，美國也不願全盤改革教育、經濟、醫療等涉及資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反較樂意強調形式上的種族和諧，或抬舉較無威脅性的反對派人物，如主張和平抗爭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年）。

因此托克維爾見到的矛盾景象，至今仍在美國魔幻上映，尤以漫威電影《黑豹》（Black Panther）為最知名的象徵。製片商以導演、編劇、演員、工作人員等幾乎都是黑人為號召，強調這正是「黑人至上」的勝利，許多黑人更是興高采烈地前去收看。然而《黑豹》中的虛構黑人王國瓦坎達既存在先進的科技，又保有與生產技術不相匹配的部落制度，王權更是通過決鬥得來，實為歐州中心觀「高貴野蠻人」的再版想象，以此投射黑人地位的上升根本不符實際。

而且擔綱反派的男二是個接受美國訓練、決心以武力爭取黑人權益的特工，結果最後反而被受到美國白人特工協助的男主角殺死。不過顯然美國大眾未讀懂這層恫嚇，《黑豹》甚至在「政治正確」的光環下奪下多座奧斯卡獎項，以最反諷的方式凸顯美國社會缺乏整體批判性思維、以及資本主義如何消磨與改造受壓迫者反抗性的弊病。

當制度與道德優越感普遍存在於社會後，即便美國人民發現有了瑕疵，也只會認為能夠上街抗爭便是種變革的推進，嘶吼得越大聲便代表美國越自由，資本菁英們也樂得推波助瀾，以免人民聚焦在最關鍵的制度問題。但回顧歷史，沒有一次巨大變革是僅僅通過改詞彙、推倒雕像、修正教材所達成，這只會消滅了更進一步的反抗性，忽略實事求是、改善貧富差距與社會結構才是最根本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