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與西方激辯二戰爆發起因　誰還記得中國戰場？

歐美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二戰歷史話語權爭奪戰，再度於5月9日，也即歐戰勝利日前引爆。先是2020年5月6日美國國防部於網站上發表《歐戰勝利日：慶祝、反思的時刻》（Victory in Europe Day: Time of Celebration, Reflection），稱「衝突始於1939年，當時德國與蘇聯入侵波蘭」，僅強調美軍犧牲超過25萬人，絕口不提蘇聯與其他盟國的作用與傷亡，最後更稱歐戰後「被盟軍解放的西歐地區將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而被蘇軍解放的東歐則遭佔領數十年」。

接着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於5月7日與捷克、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國外長共同發表紀念歐戰結束的聲明，內容指「中歐與東歐仍在共產政權被統治近五十年」。這立刻引起近年來不斷呼籲重視蘇軍在二戰貢獻的俄羅斯不滿。

俄外交部迅即於5月10日譴責道：「我方對扭曲我國在擊敗納粹主義過程中所做貢獻的企圖感到極度憤慨」。多國聲明還強調「未來應以史實與極權政權受害者的正義為基礎」,並暗諷引發二戰與戰後歐洲分裂的事件的操弄是「偽造歷史」，形同聲討對俄羅斯等被西方定義為「極權」的國家的思想動員。且說來諷刺，與美國一道發出聲明的匈牙利與羅馬尼亞，都還是軸心國成員。

這種二戰起因與罪責的爭辯由來已久。譬如歐洲議會於2019年通過決議案，指責《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為「二戰的爆發鋪平道路」、聲稱蘇聯資助希特拉侵略西歐。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對此駁斥稱1938年《慕尼黑協定》才是二戰根源。

若細究這些歷史爭端，可看出有兩點問題值得關注：一，蘇聯的戰時作用確實被片面解讀；二，無論是俄羅斯或歐美國家，都懷有「西方中心論」的成見，忽視更早之前爆發的中日戰爭才是二戰之始。

蘇聯與納粹德國合謀瓜分波蘭是不容抹滅的事實，但若因此將戰爭責任全歸罪蘇聯，否定其擊潰納粹的貢獻，又過於偏頗。畢竟早在1933年納粹興起之初，蘇聯就不斷主張建立集體安全體系，以防堵法西斯主義國家，比如向美國建議簽署中蘇美日四國互不侵犯條約、向法國提議建立同盟，甚至在1938年蘇台德危機爆發時，立刻援引與捷克斯洛伐克間的互助條約，集結大量軍隊準備聲援，但捷克斯洛伐克終在英法兩國對希特拉的綏靖下遭至犧牲。

接着當英法於1939年派代表回應蘇聯的結盟探判時，英國外交大臣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881─1959年）竟又同時宣布欲改善對德關係，願考慮希特拉高舉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問題。但只要略知《我的奮鬥》的人，都明白「生存空間」便是指侵略東歐土地，以供德國人使用。英國如此兩面態度，自然使蘇聯畏懼英法是否要聯德反蘇。

故當希特拉派出外長里賓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年）示好時，蘇聯最終選擇與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連英國工黨黨魁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年）都替蘇聯抱不平，稱「英法外交家們對待蘇聯政府是那樣的隨便，以致於假若是這樣對待我們工黨，我們也會像史達林那樣簽訂1939年8月23日的條約」。

英、法、美等國對德國的妥協與敵視蘇聯，俱是撇清自身在維護和平上的不力，以及「反共比反納粹更重要」的心態，更迴避蘇聯在二戰時拖住大批德軍、以及付出2,700萬軍民死亡的重大犧牲——而這種心態在對待中國對日抗戰時，同樣顯露無遺。

如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英法領導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一戰後成立的類同於聯合國的多邊組織）就不願對日本有過多苛責，英國駐日大使林德利（Francis Oswald Lindley，1872─1950年）還認為該歸咎「中國人不斷地破壞日本的地位」、「日本在滿洲的行動顯然有可能有益於英國在華的利益」，英國甚至還慶幸日本是往中國擴張而非澳洲。可見在歐美列強的眼裏，只要中日「衝突」趕緊結束、別妨礙渠等利益即可，至於中國被犧牲了多少主權或領土，絕非什麼要緊的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再度向國際聯盟申訴，又敦促英美儘速召開《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制止日本，但英國、澳洲、波蘭等都反對宣吿日本為侵略國，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年）甚至無視日本侵攻，向下議院揚言「到這個會議上談論經濟制裁、經濟壓力和武力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是在這裏締造和平，而不是在這裏擴大戰爭」。因此九國會議最後僅是空泛地要求中日停止戰爭。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遂說道：「我所需者不止感激好意」。但列強既吝於援華，中國只得孤軍抗戰。

即使在抗戰期間，英美各國仍不時替日本提出「調停」方案，但實質上都是變相要求中國投降。有次蔣介石乾脆斥責英國代辦「不當受倭之要求轉達……英法帝國主義毫無公理與公義」。

美國國務院的顧問洪貝克（Stanley Kuhl Hornbeck，1883─1966年）甚至對前來求援的孔祥熙與王正廷勸道：「不要和外國政府起爭端」。即使在孔王二人強調「總有一天美國必須面對日本的侵略，除非這個侵略被中國牽制住」，但美國仍拒絕援華。且美國雖然宣稱遵守門戶開放政策、不承認偽滿洲國，卻在該年度向日本出口2.89億美元，並銷售大批石油、廢鐵等戰略物資。更雪上加霜的是，英法兩國還同日本妥協，於1940年相繼關閉滇越鐵路與滇緬公路，成為日本侵華的幫兇。

這種情形，直到日本陸續攻下英、法、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乃至偷襲美國珍珠港後，西方國家才開始關注中國戰場。但即便如此，歐美各國仍維持「重歐輕亞」的策略，更不肯正視國軍對日軍的消耗作用，即使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承認「假如中國被擊潰，試想日軍將有多少個師團可以因此調配至其他戰線」；即便是向來有濃烈種族主義傾向的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1965年）也坦承「中國一旦崩潰，至少會使日軍15個師團，也許會有20個師團騰出手來」。然而，無論在當時或今日的西方敘事主流裏，中國的付出都未被大幅介紹或肯定。

不管是歐美國家或俄羅斯，都同意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二戰結束的標誌，而非5月歐洲戰場結束，可是至於二戰究竟由何時開始，卻一直咬定歐戰的爆發才是開端。如在俄羅斯，「衛國戰爭」的序幕是1941年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在歐美各國，二戰的開始則是1939年德蘇吞併波蘭。

至於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乃至1931年日本吞併中國東北，都不被視作二戰開端。彷彿西方國家的受害才是受害、西方國家願意開戰時才算戰爭。然而，中國難道不是二戰反法西斯國家的主力國與受害國嗎？難道中國的痛苦與犧牲，比不上被侵佔的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嗎？這種「西方中心論」的展現，對中國軍民傷亡超過3,500萬的慘痛代價，無疑是極大的羞辱，更是在無形中低估日本侵略的破壞與粉飾其罪惡。

英國學者米特（Rana Mitter）認為，冷戰的產生和中國的「赤化」，導致西方不願多提蘇聯與中國的戰時貢獻。確實如此，這從歐洲議會的決議與蓬佩奧的聲明即可略窺，他們在宣言裏譴責更多的是昔日的「共產盟友」，而非納粹敵人——這種二戰話語權的爭辯，其實本質仍是意識形態對抗的冷戰餘緒，援引歷史不過是項莊舞劍，意圖撕裂各國間的歷史認同，替地緣政治服務。

但這種記憶戰爭的危險性不僅有礙國際和平，更直接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畢竟聯合國的誕生、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以及部分國家的領土範圍和親疏關係，全源自二戰戰果。一旦蘇聯與中國的抗戰被刻意忽略甚至否定，那麼聯合國安理會的大國協調機制根基勢必遭動搖。倘使妖魔化中俄的輿論成為西方社會主流，那麼最能從中牟利的，也勢必是想癱瘓多邊組織、擺脫國際和平制約、奉行單邊主義的強權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