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呼吸機 揭示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抗疫撕裂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確診數目升至超過36萬，死亡人數亦破萬。對病人性命有決定性影響的醫療呼吸機在全球嚴重短缺，除了各地廠商加緊趕緊，州政府之間在醫療儀器分配上你爭我奪，總統特朗普甚至與紐約州長科莫（Andrew Coumo）就着呼吸機需求數目隔空對罵。在這場前所未見的重大疫情下，揭示了美國中央與地方之間公共衛生分權問題，以至州與市政府之間的「紅藍爭鬥」，在選舉年更見兩極化。
紐約州為美國疫情最嚴重的州份，州長科莫上周表示，急需多達4萬台呼吸機，但卻與聯邦政府及其他州政府爭奪這些昂貴的呼吸機，目前已向中國訂購1.7萬台，每台索價約2.5萬美元，只能等待逐步附運。
看看這詭異的處境，每個州都為自己搶購，紐約如是，加州如是，伊利諾伊如是，都在搶購相同的商品。多麼有效率？
科莫形容，情況就如跟50個州同在eBay競投一台呼吸機，然後還殺出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認為聯邦政府應該一早負責集體採購，再按需要分發予各州。目前，美國各州運用的防疫措拖及強硬程度各不相同，在全球醫療物資匱乏的情況下，美國卻出現「左腳絆右腳」的狼狽景況，州政府都是「自己物資自己購」，聯邦機關跟州及地方政府竟在「爭奪」醫療資源。特朗普周六更再度發炮，批評部分州政府「玩政治」，把持大量呼吸機，還貪得無厭向聯邦政府要求更多。
面對重大疫情來襲，美國出現「手腦不協調」的窘態？這要由美國的政治體制說起，美國憲法賦予聯邦政府的權力，包括了對外宣戰、鑄幣、外交、收稅、建軍等。而州政府作為美國聯邦體制中的主權實體，既各有立法、執法及稅收權，還需要為州內居民提供各種日常服務，包括定立教育標準、建交及維持交通運輸網絡、創建州立大專教、簽發婚姻、出生及死亡證書、以及負責公共安全。
根據美國憲法，公共衛生主要是州政府職責所在，繼而委託局方、市政府及縣政府落實執行，聯邦政府則充當協調者角色。換句說話而言，聯邦衛生部門跟各州衛生廳的關係，主要提供指導和資金支持，並非上下級的關係。一般情況來說，州政府對公眾健康擁有較大的監督權，在防疫之餘保障民眾出行及人身自由；而聯邦政府相對權力較輕，主要負責防止國際或州際疾病傳播。不過在特殊情況下，聯邦及州政府都有權啟動緊急狀態，加大相關權力，如限制市民出行、暫停企業營業、限制公民權利及自由等、徵用物業作抗疫用途等。
公私營混合的美國醫療
回看美國的醫療體制發展歷史，早期的美國醫院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慈善基金，只接受無家可歸或窮困的患者，1880年以前的美國醫院都不收費的。但後來醫院的設備好轉，家庭醫生把病人轉介到醫院的私人病房，這也造就了私營醫院的出現。二十世紀初，美國的醫院管理漸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專業。
在二戰以前，醫院經費多來自慈善團體，二戰之後，國家滿目瘡痍，迫使美國提出重大的民生改革，1946年，美國國會在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任期內通過了希爾-伯頓法案（Hill-Burton Act），由聯邦出資予醫院、護理院及衛生機構提供經費或貸款，向公眾免費提供醫療服務，並改善醫院軟硬件，使美國政府自此成為了醫院的主要資助者。與此同時，第三方私營醫療保險付費興起，令醫療系統趨於市場化，到1990年代，管理式醫療（Managed Care）興起，私營醫保及私營醫院加速發展，也變相政府對公立醫院的直接資助急降，也導致美國醫療費用昂貴的局面。
直至前任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通過「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以強制購買及補貼方式，提升全美人民的醫保覆蓋率。今次新冠肺炎的病毒檢測及治療，基本上都納入其中，但具體自付金額仍需視乎投保人士的保額而異，而且自付額偏高。以上種種原因，塑造到美國在醫療及科研技術上首屈一指，國民卻面對有病沒法治的奇怪現象。目前，美國是世上人均醫療開支最高的政府，然而成效卻不見得高於其他已發展國家。
權威公衛機關 無權要求地方落實政策
在聯邦層面，美國公共衛生系統裏有幾個舉足輕重的機構，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疾病管制局（CDC）、國家衛生院（NIH）、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這幾個機構在長年累月的投資下，都成了全球的生物科學及醫學權威，但這幾個世界公認的科學權威的研究或意見，在聯邦制度之下都只流於「建議層面」，州政府不一定要落實執行有關指引，執行力度亦各自決策。
美國兩位公共衛生權威學者Michelle M Mello與Rebecca L. Haffajee於4月2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發表評論文章。兩人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揭示了美國聯邦主義下公共衛生管理的若干重大弱點。
她們指出，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擁有高度傳染性，並能快速的跨州傳播。然而今天美國的情況是：聯邦政府做得太少，「通過迅速、一致的國家行動遏止疫情蔓延的寶貴時機經已錯過」。她們在文截中指出，至4月1日，美國33個州及數十個地方政府發布了「留在家中」的命令，還有少數州份簡單要求非必要的企業關門，卻缺乏強效的執行機制。同時，許多司法管轄區仍沒遵守CDC的社交疏離（social-distancing）建議，海灘上仍見人山人海、學校沒有停課、小童遊樂設施照常開放 ……
Mello與Haffajee認為，這些突顯了聯邦制度的陰暗面：衍生了「拼布式」抗疫措施（a patchwork response），州及地方政府可以採取強硬方式對抗疫情，卻非必要。這跟台灣及韓國以中央調控，迅速竭止疫情的策略迴異。聯邦政府需要做的不僅是發布白宮和CDC的指引，「因自願遵守是行不通的」。她們主張，聯邦政府及CDC應該更有作為，包括召集各州州長及公共衛生官員，敦促各地就着社區干預措施及時間表達成一致、敦促強制執行居家令，國會應利用在聯邦開支方面的權力，迫使各州落實執行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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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分歧：紅州長vs藍市長
美國疫情嚴竣除了揭示聯邦制度下，中央與地方的公共衛生權力問題，亦很大程度揭示了美國目前嚴重的兩黨分歧。不單是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難以磨合，州政府與市政府之間的「紅藍割裂」也在今次疫情中突顯。目前美國多數州政府都為共和黨控制，但大城市卻以民主黨政府為主。
民主黨市政府傾向用強力方案，限制民眾出行及經濟活動，包括佛洛里達州、喬治亞州、德州、密蘇里州等紅州，近日都有民主黨市長促請州長頒布統一的防疫措施，如居家令等。惟面對敵對黨派的州長，這些「藍市長」的訴求似乎不得要領，密西西比共和黨籍州長Tate Reeves形容，實施大規模封鎖是政府「過度侵入性」的做法。另一紅州——密蘇里州長Mike Parson則表示，對抗病毒責任在於個人多於政府。
除了大選驅動着政治因素，有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於新冠病毒的危機感也存在「城鄉差距」，鄉郊地區民眾對於疫情的憂慮較低。候斯頓大學政治科學家Richard Murray形容，「這又是兩極化一個完美體現，大城市跟鄉郊區之爭，存在具大的人口結構及經濟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