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日韓「下場」為何大不同？ 專家解構兩國防疫策略
導讀：日本與韓國，兩個都是經濟上名列前茅的亞洲先進國家，跟中國的往來同樣頻繁，出現新型肺炎個案亦時間相若，惟疫情發展至今有顯著差別：韓國累計確診人數已逾7400宗，日本則只有近1200病例（當中696宗來自鑽石公主號），前者如今已是全球主要疫區。《香港01》邀請了韓國社會政策專家吳寅圭教授，就着兩國疫情走勢及防疫策略作出分析，他指出韓國主要染病群組是年輕女性，除了顯示當局檢疫策略有漏洞，同時揭示疫情背後，韓國女性受歧視、而且情緒問題長期受到忽視。以下為吳教授的文章。
中國、日本、韓國先後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至今已有兩個月。除了因停泊於橫濱港口的鑽石公主號郵輪這特殊情況，日本似乎在阻止疫情擴散上仍維持了正面形象。韓國在早一階段的防控工尚算成功，惟近日，大邱市及慶尚北道有以千計異教信徒及民眾出現大規模爆發。截至3月4日，日本有1000宗確診病例（其中約700宗是郵輪病例），12人死亡；韓國則有5186名病人，31人死亡。何以日本和韓國的確診及死亡數目有如此龐大差異？
韓國政府及傳媒試圖把矛頭指向日本政府拒絕為民眾進行病毒測試，有韓國官員指出，如果日本進行更多病毒檢測，將會發現更多確診病例。不過，兩國疫情出現如今的差異，真正原因實非如此。單從死亡數目來看，我們就可肯定日本的病例比韓國少（為韓國死亡個案的三分一），何以如此呢？這基於三個層面：首先，日本跟韓國採取了不同的防疫政策；第二，兩國的社會構成截然不同；第三，兩國對於社會小眾態度亦不相似。
韓政府走漏眼？確診者多為年輕女性
我們先看看疫情的數據。韓國的疫情數據有別於其他國家，甚至是一個孤例。在大多數爆發疫情的國家或地區，多數病人是50歲以上男士，但韓國的案例裏卻以20多歲的女性為主。截至3月4日，62.2%的韓國病例為女性，但日本此比例則為38%。日本病例以50歲以上男性為主（62%）。
編按：韓國衛生當局承認，由於出現大爆發的「新天地教會」大部分教徒是20-30多歲女性，以至大量確診者屬於這個群組。大邱市於3月7日再發現大宗集體感染個案，一組女性公寓有46人確診。該公寓只准35歲以下未婚女性租住，並有午夜12時的門禁規定，142名住客當中有94人為新天地教徒
這代表着什麼？這個數字不同說明了，兩個國家在同一疫症下的兩面故事。韓國政府沒想到20多歲女性會是主要染病者，並認為患者以50歲以上男性為主，因此一直集中為這個群組進行檢測，尤其是曾經到訪武漢的人。由於來自中國內地的中國人和韓國人眾多，當局亦加快進行檢測。2月1日，由中國入境韓國的人數為8701人，至同月26日數目驟減至1404人。即使由中國入境的旅客數目龐大，韓國憑着頂尖的檢測儀器，在無需臨床化驗下仍能快速檢疫，控制疫情爆發。至2月20日，確診病例仍未超過104宗。
韓國政府對抗疫情的初期反應，包括檢測和隔離措施均取得成功，但同時也令政府官員過度自滿及驕傲。總統文在寅甚至於2月13日的電視講話中表示，韓國疫情在可見將來便會結束，而當時的確診數目只有28宗。除了50歲以上男性及曾到訪武漢人士，韓國政府忽略了其他社會群組出現大規模疫情的可能。
至於日本，在2月3日停泊於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基於早前已確定有確診病患在香港落船，日本採取了截然不同的防控方式——對整艘郵輪進行隔離，並為船上人士進行病毒測試。但跟韓國不同，日本的檢疫人員並沒有快速檢測設備，他們亦沒經過檢測程序訓練，以及如何對郵輪進行隔離；龐大的郵輪內部結構複雜，分隔染病及健康乘客的工作異常困難。大多數情況下，每位乘客都會接受兩次測試，確定呈陰性便獲准落船。神戶大學感染病專科教授岩田健太郎曾登船視察，對於船上情況表示震驚，但其後改口跟隨官員說法，承認船上結構複雜難令隔離措施難以完美落實。
儘管如此，日本在疫情初期便實施隔離方案，關閉大型場所，以防人群大規模聚集，包括船隻、公眾活動、大廈等。與此同時，政府亦啟動了防災機制，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聚會。
通宵探病文化 醫院成MERS散播源頭
至於韓國，20多歲女性群組出現大規模爆發的另一個主原乃出於社會層面。而任何疫情爆發，都有其病理因素及社會因素，每個政府都需要對這兩方面對症下藥，韓國政府早就宣布抗疫成功，顯然是忽略了社會因素層面。在2015年韓國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情期間，韓國學者發現醫院是疫情爆發的基地，因為在韓國文化當中，鼓勵家人和朋友探病，並在醫院陪伴病人至夜深，摯親甚至應陪伴病人過夜。醫院方面雖然有探病守則，不准家人靠近受感染患者，但慣性上寬鬆地執行。因此，當年有大量人士在探病後受感染。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樣的事件在清道郡重演，當地一家醫院因沒有落實好隔離措施，演變成「超級傳播者」。這反映，韓國人雖可對快速測試系統及檢測效率引以為傲，但應對醫院失敗的隔離措施感到慚愧。
關閉三大場所 隔離政策突顯日韓差異
比起這個問題更嚴重的是，韓國並沒有關閉大型場所阻止大規模聚集。在韓國社會，這些大型場所主要有三：1/ 學校（1000萬學生），2/ 軍營（60萬軍人），3/ 教會（700萬基督徒）。以上三個場合都有大量人際交往，如握手、長時間並排而坐、共餐和共享食物等。曾對2015年MERS疫情進行研究的學者（包括本人在內）都曾多次建議政府，一旦察覺國家出現類似疫情徵兆，應及早關閉上述三類場所，惟韓國政府並沒聽從忠告。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核心正是大邱的新天地教會，其信徒多是20餘歲女性。3月4日為止，大邱市確診人數為4006人（佔全國確診總數77%）。日本的鑽石公主號正好等同韓國的新天地教會，若果政府及時關注到這些大型場所，限制集會，疫情形勢亦將會扭轉。
日本較幸運的地方在於，社會沒有教會及軍營兩大問題（編按：日本自衛隊規模僅24萬，基地亦通常位處離島或偏遠地區；日本基督教會規模較小，信徒僅約28萬人，雖然日本亦有不少異教，但較少到中國傳教，亦沒有大型集會），這令政府更易於限制人群聚集。
雖然有部分教師及學校反對，但首相安倍晉三馬上就宣布中小學新學年延遲開課。這反映日本政府是針對特定社會架構進行防疫，而非針對特定群組或個人，跟韓國不同。此外，基於政治及經濟原因，日本難以限制中國旅客入境（編按：日本3月5日宣布自3月9日起對中國及韓國旅客實施入境限制，入境後亦需隔離兩周），於是日本選擇對大型場所採取隔離措施，包括郵輪、壘球場、商場、學校。
歧視與自殺率高企 潛藏已久的社會隱患
同時，韓國眾多20幾歲年輕女性染病，第三個要點是反映了韓國社會久久未能舒解國民的情緒病及抑鬱問題。韓國政府一直忽視了國家廿一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問題：2016年成為了全球女性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每10萬人有14.1宗自殺個案），遠高於第二位的比利時（8.8宗）及第三位的日本（8宗）。韓國女性自殺問題比日本嚴重，背後的社會因素複雜，但明顯的是韓國女性面對抑鬱等精神困擾時，得不到社會支援，從而走上自殺不歸路。
韓國社會對女性、小童及其他社會小眾不平等，早已是人所共知。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發的《2018世界人權報告》特別提到韓國人「歧視性小眾（LGBT）、婦女、其他種裔或少數民族、外國人（尤其難民或移民），持續是2018年的主要問題」。韓國兒青少年精神病學雜誌（Journal of Kore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一項由Dr. Yeeun Lee等精神科專家進行的研究指出「企圖自殺或自殺後留醫等較嚴重情況，傾向出現於少數族裔青年身上，這風險比韓裔青年高出兩至三倍。」
作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唯一兩個亞洲委員，日韓亦是亞洲僅有兩個擁有5,000萬以上人口，同時人均GDP高於3萬美元國家，兩者都是擁有良好國家衛生系統的亞洲「模範生」。縱使他們應對Covid-19疫情的方法迴異，但對大型場所實施隔離的社會檢疫措施，值得兩國政府及專家共同關注。
本文原題是《日本、韓國如何應對新冠疫情？他們何以迴異？》，原文為英語，翻譯、編按及標題部分均由本網站編輯修訂。作者吳寅圭（Prof. Ingyu Oh）為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社會政策教授。他亦是一項由韓國政府資助研究疫情的專家組成員（2016-2020年），並曾為首爾一個專門研究核災防範的私人智庫工作（2012-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