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限制特朗普戰爭權絕非愛好和平：美國的「好戰」源於其制度

美國參議院以55票對45票的結果，於美東時間2月13日通過旨在限制特朗普（Donald Trump）朝伊朗動武權力的決議，要求此舉得獲取國會同意，並譴責特朗普違反1973年通過的《戰爭權力法》（War Powers Resolution）。
這是繼1月眾議院通過類似的共同決議以來，美國國會與總統間最新的憲政交鋒。

民主黨籍參議員凱恩（Tim Kaine）聲稱這適用於任何總統，強調：「這是來自參議院兩黨的強烈訊息，在把我方部隊送上傷害之路前，我們將維護我們的憲法責任進行商議與投票」。共和黨籍參議員李（Michael Shumway Lee）則辯稱自己仍支持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只是要確保不會因他「讓我們太快、太輕易在不合憲的方式下陷入任何戰爭」。

雖然支持該決議案的兩黨議員都從捍衛憲法的立場，企圖限制特朗普進一步向伊朗開戰。但該注意的是，此決議案又附帶規定稱不該「被解釋成阻止美國為避免立即性攻擊而防衛自己」，也算是替總統留下後路，可以國安為由發動「預防性攻擊」，且限制動武對象也只限於伊朗而非所有國家。

因此表面上美國國會似乎對特朗普的窮兵黷武頗為不滿，但實質上只是想與白宮爭奪戰爭權，而非真心要改變美國擴張與捍衛海外利益的根本作風。

美國憲法制定之初，開國元老們就決意將宣戰權授予國會，以免出現軍權集中於個人的現象，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還樂觀地向友人說道：「我們已成功地找到一條限制戰爭的途徑，即通過把進入戰爭的權力從行政部門轉移到立法部門，從花費者手中轉移到付賬人手中」。

但矛盾的是，美國制憲者又同意總統可在緊急情況下動武反擊或自衛，這就給府院間留下競爭戰爭權的制度遺患——且傑佛遜等人也沒料到，若「付賬人」也想透過軍事手段贏取榮譽，又或是金錢利益的話，戰火就不可能消止。

因此在這種制度缺陷下，美國真正經由國會授權向外開戰的次數寥寥無幾，自立國以來超過200場戰事俱是總統不宣而戰或先斬後奏。比如提出「十四條」、倡導民族自決，以「和平主義者」形象著名的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便於1914年同英國競爭和阻止墨西哥政府的國有化政策時，派出大軍圍攻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港，根本沒事先得到國會批准，因為威爾遜不認為這叫「戰爭」。美國駐英大使佩奇（Walter Hines Page，1815─1918年）甚至向英國揚言，有必要的話會在墨西哥待上200年，美軍「會在那個小地方開槍打人，直到他們學會了投票並自我統治為止」。故在這種散播「自由民主」的使命感驅使下，美國大兵的入境豈能被視為「戰爭」呢？自然毋須國會置喙。

為了美國的海外利益與傳佈文明的高尚熱情，美國對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洪都拉斯的佔領全不算戰爭，更不能被喚作「入侵」。美國在越戰期間對老撾、柬埔寨的瘋狂轟炸也不是戰爭，即便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明確指示「大規模轟炸柬埔寨，只要會動的都不放過」，造成老撾與柬埔寨迄今仍深受大量未爆彈與脱葉劑的遺害。但這場災難只換來奧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於2016年的一句「我相信美國有道德義務協助老撾癒合」，但沒有任何道歉，更不認為美國曾與老撾開戰。

別忘了還有印第安人，在美國甫獨立時曾承認眾多印第安部落為「Nation」（國家/民族），但一波波的派兵侵奪土地、屠殺印第安人之舉卻不被認為是交戰。更諷刺的是，直到1849年以前，美國的印第安事務局都還附屬於戰爭部下，之後才轉移給內政部。

不過美國社會習慣認定自己從未驅逐過印第安人，而是「教化他們」或「爭取生存空間」。曾簽署《印第安人遷徙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強迫驅離大批印第安人的傑克遜（Andrew Jackson，1767─1835年），其國情諮文就完全能代表這類思想：「什麼人會寧願讓這個國家的土地覆蓋着森林，任由數千名野蠻人在上面遊蕩，而不希望將這片土地變成我們幅員遼闊的共和國，建造眾多繁榮的城市、村鎮和農場，各種設施星羅棋佈，各行各業欣欣向榮，超過1200萬民眾幸福生活其上，享有自由、文明和信仰的各種福祉？」

有時候美國總統會在形式上尊重國會的憲法職權，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1972年）召集兩院領袖通知出兵的決定，但彼時美軍早已登陸戰場。還有1986年美國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年）下令空襲利比亞前幾小時才通知國會議員。雖然美國國會曾利用《戰爭權力法》試圖約束「帝王式總統」，但美國國會其實並不那麼在意總統黷武，畢竟美國的政黨政治雖然內鬥激烈，但在維護海外利益上卻始終步伐一致，國民對發生在國境之外的行徑也興趣有限。所以即使美國大軍已在外邦鏖戰多年，政府仍總不承認這叫「戰爭」以迴避國會監督，而國會也常視若無睹或默許之。

且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Robert Alan Dahl，1915─2014年）敘述過總統擴權的民意背景：「每當人們普遍感覺到確實已存在緊急事件時, 那麼只要有人提出，在限制總統權力方面採取行動是有害國家的、不適當的舉動，那麼潛在的反對總統權力的人就會猶豫不決, 而且容易土崩瓦解」，這讓美國總統得以肆無忌憚地出兵域外，畢竟這都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更不必煩惱違憲開戰有何懲處後果──何況憲法也沒規定。

所以，眾議院議長雷伯爾尼（Samuel Taliaferro Rayburn，1882─1961年）就替杜魯門辯護過：「如果總統不與國會商討就採取行動，我不會為此而批評他」。白宮於1964年向國會提交《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以攻擊北越時，原本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年）以為這會引起兩院激辯，沒想到表決結果，竟是參議院88-2票與眾議院416-0票的壓倒性通過。2001年美國國會更通過《動武授權法》（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讓總統能以反恐之名任意發兵。即便是最受批評的伊拉克戰爭，2003年美國兩院在爭論後，仍以參議院99-0票、眾議院392-11票的懸殊比例，支持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入侵伊拉克。

綜上所述，美國國會試圖限制特朗普，不能被視為美國有意收縮對中東的掌控，更不能被解讀為美國國會試圖糾正白宮的好戰作風。雙方競相爭奪戰爭權，其實仍染有濃厚的政爭色彩，至多僅是對特朗普的攻訐與應付反戰民意，絕非要幡然檢討自身的帝國主義行徑，更沒打算徹底修正憲法，防堵與嚴懲違法開戰的官員。

可以說，美國憲法在編纂之初就留下擴權空間，助長出征海外的主動性與任意性；而向海外謀求軍事與經濟利益的動力，又讓美國政客與社會無視這制度弊端。美國的黷武成風，早在獨立伊始便深嵌入其體制缺陷裏。這對美國人民、全世界人民而言，都是致命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