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恐怖分子「回家」問題多多　歐洲陷「拒」與「收」的邊緣

上月底，英國倫敦橋附近發生致命斬人案，造成三人死亡，死者包括巴基斯坦裔兇徒奧斯曼汗（Usman Khan），他曾因串謀發動恐怖恐襲而入獄，案發時獲假釋不足一年。這宗被列作恐怖主義活動的事件引起關注，不僅因為歐洲還有不少背景相似的人士將陸續獲釋，還因為土耳其和美國近期不斷要求歐洲接收大批被囚禁於敘利亞和土耳其等地的外籍ISIS成員。

從倫敦橋斬人案來看，擔憂接收恐怖分子「回家」會帶來安全威脅並非杞人憂天。此外，歐洲國家徘徊在「接收」與「拒絕」的兩難境地，還涉及國籍註銷和複雜的法律問題。

據智庫組織「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的數字，估計來自歐洲的ISIS成員有超過5,000人。土耳其目前關押了1,200名「聖戰士」，大部份來自歐洲，另外有287名外國成員的妻子和子女。庫爾德族民兵組織「敘利亞民主軍」（SDF）則於敘利亞扣押了至少800名外國成員，還未包括他們被安置於難民營的配偶和子女。

歐洲本土在過去幾年亦有大量「聖戰士」落網。據歐洲議會的數字，去年有511人因涉嫌與宗教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被捕，主要在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和意大利，之前三年則平均每年有約700宗。

德國於上月底首次主動把一名支持ISIS的成年女性及其孩子從敘利亞接回國。這名婦女自2016年在戰爭地區逗留，最後囚禁在阿爾霍爾（Al-Hol）的戰俘營。德國聯邦政府近日表示，願意由敘利亞俘虜營返國的女性須接受個案審查。

歐洲國家普遍強烈反對接收這些「聖戰士」及其配偶子女，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之下才會考慮，希望把影響和安全隱患減至最低。此外，各國民眾亦未必願意這些戰俘「回流」，近期有民意調查顯示，有近九成法國受訪者對ISIS成員回國表示憂慮。

正如匈牙利外交部長Péter Szijjártó所言，ISIS成員「回家去」的問題，已成為了歐洲多國未來幾個月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歐洲國家目前最大的努力應該是不允許他們回到歐洲。」

回流容易　定罪困難

讓恐怖分子「回家去」在操作上亦十分複雜，這很大程度源於只有少數歐洲國家在敘利亞或伊拉克設有大使館，彼此間亦沒有引渡條約。由於雙方政府欠缺這方面的連繫，導致幾乎無法整理好遣返歐洲所需的身份證明，更難以收集充足證據，讓這些疑犯在歐洲法院接受審訊。

今年1月，時任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便表明，德國必須能夠確保有可能進行起訴，才會收回疑犯，但由於敘利亞沒有能夠跟柏林「有可靠聯繫」的政府，故難以取得所需的證據和口供，就算德國願意接收這些戰俘回國受審，也只能從其他人的證詞和社交媒體等方面着手，令到定罪十分困難。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亦表示，因為德國法庭不接受戰場上訊問的口供，故由庫爾德武裝部隊送交的證據和文件記錄也難獲受理。

由於ISIS在敘利亞及伊拉克均已失去根據地，不少外國成員傾向返回祖國。假若土、敘等國將他們釋放，但歐洲各國拒絕接收，他們很可能透過非法途徑自行回國。這些「聖戰士」大多對加入極端組織不感後悔，有反恐專家認為，他們當中有部份人可能仍深受極端思想影響，加上離開多年難以重新融入社會，或會構成嚴重安全威脅。

有歐洲官員認為，相對一些早年已經返國的ISIS成員，如今才被遣返的人更有可能是ISIS意識形態的堅定信徒。正如英國軍情六處（MI6）處長楊格（Alex Younger）所說：「回國的人很可能已經掌握了非常具威脅性的技能和人脈。」

「去激進化」成效存疑

目前，返回祖國的「聖戰士」一般會被拘禁一段時間，若最終不獲起訴，亦會接受「去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和安全評估，例如列入恐怖分子監察名單。惟各國處理方法有異，普遍會在兩三年內對他們實施電子監察、限制使用電話和電腦、限制遷移及會見的人。隨着更多ISIS成員回流，預料將會大大加重安全部門的監察負擔。

除了審訊存在困難，涉恐怖主義罪行的囚犯獲釋後也需安全部門跟進。這些人一般會判監數年，只有因殺害平民、酷刑或奴役等其他罪行的ISIS成員才會被判更長刑期。歐盟反恐協調員Gilles de Kerchove說：「監獄常常是激進化的孵化器，被監禁的外國戰俘可能會影響其他囚犯。」

倫敦橋事件正好反映這個憂慮，「去激進化」政策無疑是協助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會的關鍵。奧斯曼汗之所以提早獲得假釋，條件之一就是參與當局為前恐怖分子打造的「囚犯改造學習班」（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

這項由英國內政部於2016年推行的計劃，提供密集式、「度身定製」的措施，包括有導師提供心理、神學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和建議，以根絕驅動恐怖分子激進化的因素，增強他們在思想上的抵禦能力。

惟奧斯曼汗的例子清楚顯示計劃成效或有不足，有必要重新審視。除了思想和心理改造外，或需要顧及重投社會的環節，如建立健康的家庭和社區關係、安排職業技能和相關輔導。

各國拒收　淪無國籍

由於現時歐洲各國的法律有別，有些國家甚至沒有適用的反恐法案，或需時數年制訂法律來審訊，難以即時跟進大批回流的恐怖組織成員。即便是有機制處理的國家，如英國、法國和德國，通常只會監禁他們數年，出獄後如何繼續有效監察、防止他們在本國策動襲擊，同時讓這些人脫離極端思想、重投社會等，都是各國需要認真審視的環節。

這些成員在加入ISIS後，不少經已被原生國家銷毀了護照，部份國家因此認為沒有理由接收這批人。惟就法律層面而言，除非這些人擁有雙重國籍，有其他國家接收，否則，這些國家不能因此而拒絕收容，以免造成無國籍人士問題。

更令人頭痛的是，這些成員在ISIS控制區內成婚的配偶和生育的子女的問題。由於ISIS政權不獲國際社會認可，故在其「領土」內締結的婚姻及其婚生子女都欠缺合法性，他們的國籍因而成了一道難題，來自英國倫敦的「聖戰新娘」貝居姆（Shamima Begum）正是其中一例。

貝居姆本來擁有英國及孟加拉雙重國籍，2015年，年僅15歲的她離開英國遠赴ISIS大本營拉卡（Raqqa），嫁給一名荷蘭籍「聖戰士」，今年初在敘利亞難民營誕子後打算回英，卻遭拒絕，英國更註銷其公民身份。其後她打算跟隨丈夫回國，但荷方同樣關上大門，指她不符合居留資格。孟加拉同樣拒絕讓她回國，表明若她潛逃入境將會處以死刑。結果她只能滯留敘利亞，她的兒子不久後夭折，惹起人道爭議。

「接收」或「拒絕」ISIS成員回國，令歐洲多國陷入兩難。其中一個原因是， ISIS全盛時控制的區域大如英國國土，統治近1,000萬人口，當中包括來自全球80個國家共40,000多人。各國難以輕易證實這些來自ISIS地區的人士都有份參與恐怖活動，認定為「恐怖分子」，他們當中可能也有從事司機、醫療救護、廚師等不同職業的「普通人」，令檢控和「去激進化」工作更見困難。

北約撕裂將影響反恐工作？

ISIS成員回流的問題，或許多少印證了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發表的「北約腦死論」並非毫無道理。如今北約盟友逐漸分崩離析，從英國脫歐、美國在軍事部署上自把自為，加上土耳其對ISIS及庫爾德問題上的獨斷獨行，這個全球最大、剛迎來七十大壽的「軍事同盟」，各個成員能否在應對恐怖主義威脅上協調合作已成疑問。

上月，土耳其不理盟國反對入侵敘利亞，大肆攻擊美國在反ISIS戰爭中的重要盟友庫爾德人，導致部份被關押的ISIS成員逃脫。

另一邊廂，美國總統特朗普不但與馬克龍就「腦死論」及軍費分擔上唇槍舌劍，在ISIS問題上亦見分歧。特朗普於10月表示「已100%擊潰ISIS哈里發」，並指大部份ISIS成員來自歐洲，問對方：「你想要一些優秀的ISIS戰士嗎？我可以給你的。」馬克龍則堅持，打擊ISIS工作尚未完成，仍是首要任務。

種種迹象顯示，美國、土耳其、歐洲三方對於在敘利亞的反恐工作以至如何處理恐怖主義分子等問題，在國安及政治上各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使反恐及ISIS成員回流問題更見複雜。

上文節錄自第19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9日）《恐怖分子「回家去」　歐洲欲「拒」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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