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變革時】偶像「脫軌」、韓劇轉型 娛樂產業有待翻身

撰文:鄭逸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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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紀末踏出國門以來,韓流以K-POP、韓劇為主要載體面向全球,並且形成一套成熟的偶像培訓及電視劇製作體系。這兩座相輔相成的韓流巨塔,是無數韓國娛樂界從業者的汗水結晶,也是韓國文化產業引以為傲的里程碑。然而,盛世中仍存陰影,韓國娛樂圈的殘酷、剝削、潛規則,是歷來坊間的話題。
(此乃【韓流不息】系列報道之五)

近年,當全球掀起以BTS防彈少年團為首的K-POP熱浪,韓國民眾卻目睹眾星殞落。一樁樁醜聞、輕生事件,好比巨塔搖晃時落下的碎石,也昭示着韓國娛樂圈正迎來自我反思、直面挑戰的變革時期。

韓流變革時:Big Bang成員勝利(中)捲入涉毒、賄賂及性交易等多宗醜聞,早前接受檢方調查,並宣布退出演藝圈。(VCG)

2019年,實在是韓國娛樂圈的多事之秋。

年初爆發的「Burning Sun」夜店事件,如滾雪球般持續發酵:Big Bang成員勝利捲入賄賂、嫖娼醜聞,歌手鄭俊英等人涉性侵及散播性愛影片被判囚,JYJ成員朴有天因吸毒被捕。此外,#MeToo風波又起,神話成員李玟雨牽涉其中,男星姜至奐被判性侵罪成。年末更有雪莉(Sulli)、具荷拉兩位年輕女星先後自殺,兩人生前都飽受輿論壓力所困。

在娛樂產業高度發達的韓國,這些事件帶出的議題稱得上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吸毒、性騷擾、網絡暴力、警察腐敗、權色交易,甚至牽涉韓國的財閥政治。正因其背後陰暗面深不見底,外界更驚訝於一眾看似未經世事的偶像藝人竟然糾葛其中。

韓流變革時:具荷拉因好友雪莉自殺而在直播中泣不成聲,並承諾好好活下去,上月卻在家中輕生,消息震驚娛樂圈。(VCG)

推「造星機器」 偶像的虛假與真實

韓國偶像產業的獨特之處在於「練習生」制度,星探在國內外網羅仍在讀小學、初中的少男少女,將他們送往娛樂公司旗下的「造星機器」。從簽下合同到正式出道,歷時逾十年也不足為奇,難怪有人用「Hunger Game」來比喻這個汰弱留強的娛樂圈生態。

成名之前,這些未來之星投身嚴謹的演藝培訓,恪守嚴格的作息安排。出道之日來臨,娛樂公司更會為成員設計個人形象。不少偶像出道時總會流露剛從象牙塔走出來的青澀,一方面是公司刻意塑造,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經歷所致。因此,「idol」很多時候象徵理想化的單純美好、積極向上,乃至從外形、才華到性格的完美無缺。

韓流變革時:10月自殺身亡的女星雪莉,11歲便成為SM娛樂公司的練習生,出道時僅15歲。(VCG)

韓流粉絲熱衷於「養成」偶像,心甘情願為他們投入大量時間及金錢,也是希望呵護這種完美。

然而,對於歷經艱難、初嘗名利的年輕明星來說,這些期許幾近苛求;甚至跳出粉絲圈,在整個社會輿論層面,形成要求偶像「不走岔路」的道德標準。剛出道不准有私人電話及不准拍拖等,曾經是偶像工業內鐵一般的法則,直至近年才有所鬆綁。

韓流變革時:4Minute出身的女歌星金泫雅,2018年承認與同公司男藝人金曉鐘戀情,兩人最終一同離開Cube娛樂公司。(IG hyunah_aa)

「必要的惡」 能否預防失誤?

研究亞洲音樂的韓國中央大學國樂系教授全仁平表示,K-POP獲得成功的驅動力,正是組織化、規模化的偶像管理體系和培養策略,這難以通過個人力量實現。

K-POP團體成員需要遵守嚴格的生活準則,接受徹底管理,這也許是一種必要的惡。
亞洲音樂研究學者全仁平

全仁平稱,「年輕人缺乏自制力,所以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現失誤……現實情況是,周圍環境中有太多足以摧毀一個年輕人的社會要素。」在他看來,K-POP偶像享受名氣與公眾矚目,「就好像玻璃魚缸中的魚,很多人在注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不少偶像也明白這一點,因此願意妥協,接受各種約束。

韓流變革時:圖為韓國中央大學國樂系教授全仁平。(受訪者提供)

然而,今年爆發的種種事件,卻讓世人開始質疑這套管理機制的有效程度。一顆新星誕生的漫長歲月中,由歌舞實力到學業、性格、為人處世,均少不了娛樂公司的栽培。

換言之,韓國的「造星機器」必須對自己的「產品」負上重大責任。當YG旗下藝人屢陷涉毒醜聞時,網民便將矛頭指向該公司,諷刺它是「毒窩」。出身SM的金鐘鉉(男團SHINee成員)、雪莉自殺離世後,也有人建議公司完善對藝人心理健康的疏導機制。

韓流變革時:圖為雪莉與具荷拉生前合照。(IG koohara__)

撕破乖面具 養成偶像不再完美

韓國資深音樂人稱讚G-Dragon、IU等頂級偶像時常常表示:「他們已經不再是idol(偶像),而是artist(藝術家)。」的確,大多數偶像都是從娛樂圈底層起步,只有不斷向上爬才有出路,有朝一日獲得從事藝術、做自己的自由。

殘酷的社會生態下,明星的一言一行稍有差池,便可能引來網民聲討。但來到今天,新生代偶像無懼於撕破社會對偶像身份的既有面具:從公開戀愛「放閃」,到承認患上恐慌障礙、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再到「No Bra」行動、擁護女權價值觀……這些轉變由偶像自身發起,正在潛移默化影響粉絲文化,甚至挑戰公眾對偶像一詞的理解。

「如果將來K-POP衰退,我們要考慮的是K-POP如何能更好地反映年輕人的想法。」全仁平表示。偶像的出位行徑,究竟是「醜聞」還是「勇敢」?答案也許應由年輕一代自己來書寫。

韓流變革時:韓國偶像團體少女時代成員太妍,曾在社交網絡坦言自己患有抑鬱症。(IG taeyeon_ss)

韓劇尋出路 收視萎靡中資撤離

再看韓流的另一座巨塔—韓劇,近年來同樣挑戰重重。傳統上,韓劇主要由KBS、SBS、MBC三大公共電視台製作,同時段播出的劇集競爭激烈。電視劇多採用「邊拍邊播」的形式,收視率高低會決定最終集數,編劇甚至會根據觀眾對某角色的喜惡程度,改寫其命運。這種極力迎合受眾口味的製作方式,創造出無數收視神話,卻也導致演員和後期團隊缺乏足夠時間完善作品。

然而,伴隨視頻網站等流動媒介的發展,電視觀眾無可避免減少,昔日動輒超過四、五成的劇集收視率早已成為天方夜譚。當收視率不再是衡量一部劇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不少製作方開始探索新的道路。

韓流變革時:香港觀眾熟悉的《大長今》,由韓國文化廣播公司(MBC)製作,韓國國內收視最高達到57.8%。(資料圖片)

與「邊拍邊播」對應,韓劇出現愈來愈多「提前製作」(即拍完整部劇再上映)的實驗,最成功莫過於《太陽的後裔》。由於中方投資者早早買下其版權,劇集得以在中韓同步播放,這種模式也得到後人倣效。

不過,2016年中國實施「限韓令」後,不少韓劇失去中資購買版權的風險保障,直接影響「提前製作」的可行性。如今Netflix等歐美資本開始向韓劇投資,它們是否能夠替代中資的角色,在未來成為韓劇轉型的後盾,還需拭目以待。

韓流變革時:美國Netflix公司近年來買下不少韓劇及韓國電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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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愛情劇 不再是必勝方程式

在中國市場受制的情況下,韓劇製作方為迎合亞洲以外的國際市場,正有意識地拓寬題材,推出一系列「荷里活式」的戰爭、陰謀、警匪及政治劇。這些作品大多涉及韓國本土的社會議題,因此在國內獲得不少人氣,惟在國際舞台上反響寥寥,韓國以女性編劇佔多,或許也是問題成因之一。

在韓劇製作過程中,編劇的地位舉足輕重,像洪氏姐妹、金銀淑等資深前輩,甚至能夠參與導演和演員的選定。而且,近九成韓國編劇是女性,這數字在美國不足三成。

韓流變革時:金銀淑的作品包括《巴黎戀人》、《太陽的後裔》、《鬼怪》等,有韓國傳媒估計,她每寫一集劇本可獲得一億韓圜稿酬。(資料圖片)

儘管編劇的個人能力絕非由性別決定,但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創作者的確更擅長描繪生活細節,對家庭和愛情類話題更有感觸,也因此,為二十多年來的韓劇風格奠定了基礎。再加上韓國編劇以往甚少操作上述「荷里活式」劇集,想必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女性編劇會成為韓劇轉型的包袱。2018年#MeToo風潮吹至韓國,引發當地社會一連串有關女性權益的探討,而電視熒幕上也出現愈來愈多以女性角色為主的職場劇,由律師、政客到警察,女性形象正在變得更為獨立而強勢,不再局限於「霸道總裁配平凡女生」的方程式。

韓劇謀求轉型,自然離不開一眾編劇的女性視角,也證明她們在新時代仍有大放異彩的機會。

上文節錄自第19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9日)《韓娛陰霾密布 韓流變革 偶像「脫軌」與劇種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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