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鼓勵生育「去到盡」　政府撥行大葵扇　Speed Dating有獎金

在亞洲，單人戶是增長最快的一種家庭類型，到2020年，全球單人戶最多的十個國家裡，有四個都將在亞洲。愈來愈多的亞洲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生孩子，問題尤為嚴重的是新加坡，去年，新加坡的華人生育率低至0.98，平均一名華人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名子女，全靠馬來人、印度人的生育率，新加坡才沒有「淪落」為一個「零生育率」的國家。1984年，新加坡政府就意識到了人口危機，開始花樣繁出地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孩子：你畢業我給你找對象，你約會我買單，你生孩子我發錢……

文：倪蒹葭（一条）

一間新加坡婚禮設計公司饒是如此，新加坡人還是不願意結婚，30歲以下的女性單身率，從十年前的50%攀升到66%，30歲以下男性單身率則從75%升到80%。面對持續嚴重的「嬰兒荒」，新加坡只能大量引進外來移民，目前有超過40%的新加坡人都是外來人口，長此以往，新加坡會不會「國將不國」？我們飛赴新加坡，傾聽了本地年輕人的心聲：「不是我不想結婚，是找不到願意一起對家庭付出的人來結婚。」

不滿男友不想花時間陪孩子　寧做單親媽媽　點圖看看梁秀蓮的故事↓↓↓

父母忙於工作　孩子和家傭感情更親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李唯君說：「婚姻愈來愈不受東亞女性的歡迎，因為婚姻對她們來說，不僅意味着養育孩童、照顧老人的責任和負擔，還意味着工作收入和職業發展將受不利影響……女性參加工作，往往被視為性別革命的第一階段，人口學家把男性主動參與育兒和家務，稱為『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

新加坡的現狀是，大多數男性還沒有進入「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於是女性用腳投票，把他們甩在了身後。儘管在新加坡，政策對單身媽媽並不那麼友好。比如生孩子的8000新加坡元獎勵會減少為3000新加坡元，孩子上學的補助金也會減少。但是在梁秀蓮看來，所有這些損失加起來都沒有離婚的成本高。

新加坡的法律規定，尋求離婚必須要提出理由，而唯一能夠通過的理由是婚姻已經不可挽回地破裂，比如分居3年以上（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則需分居4年以上），或者一方將另一方遺棄2年以上，或者有證據證明其中一方有通姦或者其他「不合理的行為」。

辦離婚手續、分割財產，費用也很高，不同律師事務所報價不同。如果雙方都沒有爭議，和平分手，需要1500到2000新加坡元。如果對離婚有爭議，可能至少5000新加坡元起。如果有孩子，還有一個爭奪孩子撫養權的問題。為此梁秀蓮寧願不要邁入婚姻。

男性也發愁：結不起婚　生不起娃

陳秉庚（Kelvin Tan）今年44歲，去年終於攢夠錢，買了兩室一廳的新加坡組屋……

花盡畢生積蓄只為滿足女方期待　不如不結婚　點圖看看陳秉庚的故事↓↓↓

其實在新加坡買房已經算是相對輕鬆。新加坡有一個著名的「居者有其屋」口號，大約82%的新加坡人住在HDB組屋中，類似政府建的公屋，工薪階層都能買得起。但這種房子有單身「歧視」，規定如果是單身人士，必須35歲及以上才能申請，購房的補助也會比一對夫妻少很多。

養孩子方面，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穆崢表示：「雖然政府會給補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經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爭上游的社會，單靠政府和學校遠遠不夠。新加坡商場裡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種兒童教育機構」。她自己有兩個孩子，小的剛出生，大的上小學，在學鋼琴和畫畫，「家長們都忙得焦頭爛額」。

華人的「怕輸」文化 

新加坡有個獨特詞彙「Kiasu」，源於閩南話裡的一個詞，意思是「怕輸」，2007年，這個詞被收進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意為「一種貪婪而自私的態度」。

2018年，新加坡社會價值觀調查出爐，「怕輸」榮登第一（另外4個入圍的詞是投訴、好競爭、教育機會、關懷老人）。2012年和2015年政策研究院做過相關調查，「怕輸」都有入圍。「怕輸」文化強調成功，競爭激烈的環境導致了超長的工作時間和巨大的社會壓力。2018年9月份，新加坡員工平均每週工作時間為44.9小時，2011年還曾高於46小時，超過韓國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我們訪問了一間新加坡知名的婚禮設計公司，公司有17名員工，其中15名是女性，70%都是單身。一名30歲的單身女員工說，婚禮設計經常是要在周末工作，她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時，在旺季的周末，則會更加忙碌，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晚上12點。

在中國生活了8年的新加坡DJ王國峰，今年43歲，上個月剛剛訂婚。他除了是上海一家高檔酒店的音樂總監，還是夜場DJ，音樂節策劃人。在他面前，完全感覺不出他的年齡，非常有活力。他說很多新加坡人把事業放在第一位， 他自己就經常出差，忙起來一天工作18小時都有，之前的幾段戀情，大多是因為自己的投入不夠而分手。

一年多以前，他住在上海市中心，認識了鄰居，一位38歲的上海女孩，「我們年齡相近，她也在學會理解我的事業，我們終於邁入了人生下一個階段」。

Kiasu Parents：「怕輸」家長社區

結了婚以後也逃不掉「Kiasu」的壓力。新加坡有一個被命名為Kiasu Parents（怕輸家長們）的家長社區，分享從幼稚園到中學的各種信息，補習、排名、教學質量評估等等。

甚至老人也要追求「Sucessful Aging」（成功變老）。在中國，老人幫自己的子女帶孩子是很常見的，甚至理所應當，但是新加坡鼓勵大家老了之後也要工作，自力更生。楊李唯君教授說：「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很多年輕人感到建立一個『成功的』婚姻和撫養『成功的』孩子，是困難或者說是不值得的，從而害怕或者逃避組建家庭。 」

「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最適合個人發展的地方，」梁秀蓮說。的確，根據《2018年IMD世界人才報告》，新加坡對人才的吸引力超過香港，成為亞洲第一，「但也是一個最不適合成家的地方」，她補充道。

不被父母催婚的新加坡年輕人

因為歷史原因，新加坡可能是亞洲最西化的國家之一。人們受西方價值觀念影響，於是和東亞其他國家不同，新加坡年輕人基本沒有什麼被催婚的壓力。我們訪問了一家當地的約會機構，負責人陳瑩瑩說在他們這裡，參加者幾乎都是自願來相親，沒有人是迫於父母壓力不得不來。

陳秉庚說：「即便父母希望我結婚，但他們也希望我遇到真正想一起度過餘生的人。我覺得婚姻必須是兩人真的相愛，如果為了結婚而結婚，或者因為某個人是一個理想的妻子、理想的丈夫而結婚，會讓接下來的婚姻生活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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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會垮掉嗎？

新加坡有三大群體，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華人約佔人口比例的70%。2018年，華人生育率下降到了0.98，意思是一名華人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數是0.98，也就是不到一個！在華人生育率如此之低的情況下，華人數量能夠增長，主要就是移民的貢獻。

新加坡華人生育率在2018年跌到0.98

因為新加坡的嬰兒荒，政府不得不大量引進移民。根據《2019年新加坡人口簡報》，新加坡目前的總人口570萬，比去年增長了1.2%。而新加坡的小目標是，在2030年，人口增加到650-690萬。很多人猜測，需要通過開放的移民政策來實現。目前外來移民已經佔新加坡總人口的40%左右，新加坡人已經在擔心自己的文化身份會受到衝擊。

人口老齡化是低生育率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東亞各國，因為生育率迅速下降，帶來的結果是加速老齡化。世界各國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7%增加到14%，法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分別用了115年、73年和69年，而新加坡、韓國、日本分別只用了17、19年、24年。

2019年，新加坡65周歲及以上的老人佔總人口的16%，到了2050年，這一比例將超過47%，新加坡將成為徹底的「老人國」。2015年，新加坡人口當中每100名20歲至64歲的勞動力，對應要養50名無工作能力的老人與小孩。預測到了2030年，這一撫養負擔要翻一番。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2012年時曾經說：「如果不能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新加坡將會垮掉」。

「計劃婚姻」能成功嗎？

早在1984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SDU（社交發展署），目的是「促進婚姻，樹立一種文化觀念，使單身者將婚姻視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在個人隱私權的相關法案頒布之前，每個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都會自動地變成SDU的會員。

2001年，24歲的黃田洋大學一畢業，就接到SDU打來的電話，表示根據個人資料，他和某位同屆畢業的女生十分匹配，「當時就很尷尬，忽略了那個電話」。

新加坡人調侃SDU是指「Single」（單身）、「Desperate」（絕望）、「Ugly」（醜陋）。SDU曾經有100多名工作人員，除了替大學畢業生配對，他們還舉辦聯誼活動，由政府出錢，不同機構的部員們在周末一起去附近海島玩耍。第一年開展工作時，SDU花費近30萬美元，只促成了兩樁婚姻。雖然成功率很低，但是到2000年初，SDU聲稱它已經促成了3萬對戀人的婚姻。

到了2008年，也許是考慮到效果以及人們覺得尷尬，SDU停止運行，改組成只有7名工作人員的SDN。SDN進入一種新的「計劃婚姻」的模式，它不再自己舉辦約會活動，改為支持和監督私人機構，在新加坡100多家約會機構中，考核選出10家左右。

新加坡人黃田洋後來和來自中國吉林的女孩陳瑩瑩結婚，兩人一起經營一家約會機構，也成為SDN支持的機構之一。我們參加了一次他們舉辦的16人下午茶約會。不少參加者表示，除了來SDN，沒有其他渠道認識靠譜的對象。其中有一位參加者是在新加坡學習工作多年的中國女孩，她說如果在中國，她可能不會參加這類約會，擔心有虛假信息，但在新加坡，感覺比較正規。

參加SDN活動的年輕人也會有壓力，不希望身邊的人知道。曾經有一對新人通過黃田洋的機構牽手，婚禮上邀請了他們來，但是始終不介紹他們是誰，只模糊地說他們是朋友。「我們被邀請參加婚禮的時候很開心，但到了那，也不知道該怎麼介紹自己，全程很尷尬。」

每年兩次，SDN聯合這些私人機構，推出聲勢浩大的「火花連接」（spark connection）約會活動，比如「2個比1個好，威士忌單身之夜」、「做我的誘餌吧」（是一種外出捕蝦活動）等等。只要來註冊參加，就能獲得100新元的獎勵金。

2012年，新加坡國慶節那天，官方聯合Mentos薄荷糖公司，推出了一首說唱歌曲，歌詞大意是：「這是國慶之夜，讓我們製造焰火，我想要個孩子，你看8月9號到了，是時候履行我們的公民責任了！」

從2015年開始，在新加坡生孩子的獎勵金由之前的6000新元提高到了8000新元，加上給新生兒的其他補助，生第一個孩子的獎勵總額已達到14000新元。如果願意生第二、第三個孩子，政府的獎勵還要更多。

政府發的嬰兒獎勵，14000新元約為80500港幣，但是目前來看，儘管有這麼多努力，新加坡人還是越來越不願意結婚。據統計，2008年，在25-29歲的新加坡人口中，一半的女性是單身，四分之三的男性是單身。十年過後，這一數據分別升到了三分之二、五分之四。

改變的出路可能在於幫助人們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及構造更加平等的性別秩序。2016年，新加坡政府做了一項關於婚姻和育兒的調查，發現人們都渴望彈性工作制，尤其是有孩子的人。87%的人認為彈性工作制會讓他們更容易組建家庭，79%的夫妻認為會讓他們願意有更多孩子。尤其是在寶寶0-6歲的期間，相比全職工作和兼職，能彈性安排時間的全職工作是最受歡迎的。這一調查結果出來之後，新加坡政府開始擬定措施，促使公司為員工提供更多的彈性工作制職位。

此外，年輕人結婚還有一個障礙，就是工作場所和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性別規範。雖然亞洲職場女性和男性比例基本一致，但是亞洲男性更強烈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秩序。與西方國家相比，亞洲父親在育兒和家務上的參與度較低。現代化進程給予了亞洲女性更多發展自身、拓展事業的機會，但同時，亞洲女性照料家人、打理家務的傳統角色卻並未對等地削弱。

2017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新辦法，1月1日及之後出生的孩子，父親可享有兩周政府補貼的帶薪陪產假。此外，從7月1日起，父親還可以從母親16週的帶薪產假中，共享四周的產假。這反映出父親照顧幼兒的責任在整個社會的層面上越來越被重視。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楊李唯君說：「男性參與撫育兒童，會增加夫妻生育第二個小孩的概率，也有助於婚姻幸福指數的提升。」

「也許這類鼓勵爸爸顧家的措施，能推進亞洲進入『性別革命的第二階段』，從而真正扭轉韓國、日本和新加坡這些國家結婚和生育率雙低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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