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740萬人等待救治，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要崩了？

NHS（國家醫療服務系統）正處於危機狀態中，政府在重振醫療系統方面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上周三，一份由英國政府委託進行的評估報告，再次敲響了NHS危機的警鐘。

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又譯施凱爾或斯塔默）隨後發出嚴厲批評，稱報告中的發現是不可原諒的，人們完全有理由對此感到憤慨，英國的醫療服務要麼改革，要麼消亡。

多方民調顯示，英國民眾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已經降至歷史最低點，而NHS的糟糕狀況正是許多人在7月份投票支持施紀賢領導的工黨上台的關鍵原因之一。

隨後，施紀賢宣佈他正在制定一個10年計劃，該計劃可能是自1948年NHS成立以來，對英國國家衛生保健系統最大的重塑。

2012年，倫敦夏季奧林匹克開幕式，在麥克·歐菲爾德的演奏演奏聲中，來自全英醫院各地醫院的1200名志願者於舞台上歡快起舞。場地中央NHS白色的標誌亮起，這一刻，全英國人民對於NHS樸素的自豪之情顯露無疑。

僅僅相隔12年之後，全英國關於NHS的討論就只剩了超長的等待名單、史無前例的罷工和日漸嚴重的財務赤字，曾經被英國人稱為「全世界最好的政治遺產」的NHS，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口碑的驚天逆轉呢？

這一切還得從1948年說起。

「讓自由主義市場決定人民健康的觀點是海市蜃樓」

「如果他是個基督徒的話，他現在已經是聖人了。」

這是一名英國人在BBC拍攝的紀錄片《一個艱難的開端》下面的留言，評價的對象正是NHS的締造者安奈林·貝文。

1948年，時任英國衛生部長的貝文（Aneurin Bevan）做出了莊嚴的政治承諾，到該年的7月5日，所有的英國公民都能享受到免費的醫療服務。

英國剛剛在1947年經歷了極其嚴重的寒冬，很多人因此患病，喪失了勞動能力，而看病所需支付的費用又過於高昂，讓他們無法承擔。

接連參與兩次世界大戰對英國工人階級造成了巨大的打擊，除了青壯年男性喪身戰場外，期間傳染病（白喉、麻疹、猩紅熱、肺結核等）肆虐導致兒童的存活率低得讓人揪心。

醫療資源分配極度失衡則是另一個嚴峻的問題。在貧民窟，每18000人才擁有一名全科醫生，而在富人云集的市郊，這一數據則為250人。對醫生來說，他們要在貧民窟工作20個小時才能賺到在富人區工作3小時就能拿到的酬勞。因而，在上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英國的醫生們追求的是金錢，而非滿足國家實際的醫療需要。

此時的醫療被籠統的歸結為慈善問題，人們定期在街頭舉辦募捐活動來建立慈善醫院，好為窮人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而真正全面的醫療服務始終是為權貴準備的。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左翼思潮在全世界蔓延，人們這才意識到社會需要對此做出改變。

工黨提出了全面的社會改革，其中建立為全英國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NHS就是重要的一環。此舉當然遭到了以前首相丘吉爾為代表的保守黨的猛烈攻擊——而這一行為日後也被演化為更隱秘的方式，持續了75年。

貝文是艾德禮（Clement Attlee）內閣中最年輕的成員，他來自威爾士的礦區，父親是一名礦工，後死於塵肺病。貝文從不避諱自己左翼人士的身份，多次在公開演講中宣稱自己是來自威爾士的炮彈和一名「無恥」的社會主義者。

他認為，全民醫療服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將社會主義的功能引入資本主義國家中。他的政治哲學之一便是「讓自由市場決定人民健康的觀點是海市蜃樓」。

然而NHS最大的敵人並非是意見相左的政敵，而是整個英國醫學界，他們秉持着一種古樸的精英主義：醫生像律師一樣，有着自己的堅持和邊界，這個圈子不是任何人想進就能進的。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在運作良好的大醫院中，獨立性和等級制度貫穿了整個行業。

被稱為「中產階級」衝鋒隊的BMA（英國醫學會）迫不及待地同貝文的「社會主義實驗」開戰，並開始遊說全英國的醫生都參與進來。

日復一日，BMA高喊着類似「政府對醫療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國家會把醫生困在系統中」的論調。在當時，醫生們被稱為獨立承包商，獨立經營着業務，他們拒絕成為政府的僱員。

BMA在報紙上登文怒斥貝文是工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並宣稱工黨的醫療改革計劃是社會主義陰謀的一部分，一旦他們得逞，他們就會向着將英國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標繼續推動。為了渲染恐慌的氣氛，更有甚者將貝文和希特勒相提並論。

然而，貝文並沒有因此屈服，在他看來，在考慮國家的醫療問題之時，應該將病人的福祉放在所有的考慮之前。

令人欣慰的是，年輕的醫學生們對貝文的改革很是支持，他們中的很多人在1948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醫學會，因此被醫學界認定為叛徒，戴上了共產主義者的帽子。

為進一步對貝文施加壓力，BMA在內部舉行了一次要加入NHS的投票，85%的醫生投出了反對票，並要求貝文辭職。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民眾對貝文的支持呈現出壓倒性的優勢，只有13%的人認為醫生們的訴求才是正確的。

在英國，大型的慈善醫院一直被皇家學院的顧問們掌控，很難被吸納進入政府的健康體系，但這些醫院由於收入不穩定（主要是慈善捐款）都存在着嚴重的虧損問題，有的甚至瀕臨破產。貝文敏鋭地嗅到了這其中的可能合作機會，如果他能通過政治交易（加入NHS可以為這些慈善醫院注入資金），獲得醫學界中皇家學院的支持，那麼同BMA的戰爭會更加輕鬆容易。

於是貝文修正了他的法案，承諾除非推出新的法案，否則他永遠不會讓醫生們成為公務員或者工資奴隸，醫院的顧問們既可以在教學醫院獲得薪水，也能私下行醫。他的這一舉動獲得了皇家學院的支持，至此協議達成，而惱羞成怒的BMA對此的反應是反抗加劇，威脅要進行罷工。

此情此景和2024年的韓國何其相同。

貝文無視了BMA的抗議，他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加大對NHS的宣傳。只要公眾的需求增加，那麼醫生們的抵抗必然會減少，因為NHS的賣點是：一切都是免費的。

站在民眾對立面的BMA必須面對這樣一個艱難的場景：如果加入NHS的民眾數量足夠大，那麼和NHS簽約的醫生就會獲得更多更穩固的酬勞，沒有加入的醫生的業務範圍會不可避免的減少，這一損失是他們不能承受的。

第一輪的宣傳結束後，全英國有2000萬人註冊了NHS，這距離貝文的90%英國公民加入的目標還比較遠，於是在第二輪的宣傳中，貝文着重強調兒童、婦女、老人和失去工作的公民同樣可以享受。五周後，75%的英國公民完成了在NHS的登記。

意識到大勢已去的BMA不得不宣佈放棄抵抗，讓剩餘的醫生們加入到NHS中。貝文的政治承諾如約在1948年的夏天得到了兑現，在隨後的半個世紀內，他的這一政治遺產被英國媒體反覆歌頌，認為是本世紀最大的政治成就。

NHS取得了非常良好開端，在第一個10年內，英國嬰兒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國民預期壽命大幅增加，感染病的致死率下降了80%。

然而，在無人注意的角落裏，隱患也被悄然埋下，匆忙上馬的NHS在開張之初就出現了嚴重的人手短缺，少了近3萬名護士和4萬張病牀。大量病患湧入醫院，造成了病例的堆積。政府為NHS設定支出上限，從第一年的1.79億，上升到第二年的2.4億，成本逐年高漲，公共資金緊張。

直到75年之後，這些暗雷全部被引爆。

蒙塵的英國寶藏

歷經多年的發展，現在的NHS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其複雜且細緻的系統，為英國公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超過150萬人被NHS僱傭，在全球排名第五。

NHS由成百上千個組織構成，工作人員可以直接受僱於NHS，也可以是服務提供商自僱。其核心主旨沒有改變，即為英國公民提供醫療服務，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免費。

在資金來源上，NHS主要由納稅人供養，每1英鎊的稅款中，有24便士用於健康和社會醫保，而英國人每人每年平均醫保支出為3000英鎊。NHS的大部分收入來自一般稅收和國民保險繳款，以及一小部分的預算通過患者費用籌措，如支付處方、牙科護理費等。

因為NHS是國營的醫療保健系統，政府擁有對NHS的最終控制權，誰上台誰就可以制定它認為的適合NHS的政策，主導對NHS的改革。

而這就是NHS現如今陷入崩潰的根源所在。

2023年，作為英國福利國家驕傲象徵的NHS即將迎來75歲生日，但卻處於其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中：被年老、衰弱的病人所淹沒；缺乏設備和設施方面的投資；醫生和護士人手不足，其中許多人精疲力竭，要麼加入罷工，要麼離開英國去國外工作。

數據顯示，在英國，超過740萬的人正處於等待醫療救治之中，從髖關節置換到癌症手術，比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410萬幾乎翻了一番。

總部位於倫敦的養老金和投資諮詢公司LCP的數據專家斯圖爾特•麥克唐納（Stewart McDonald）表示，在2023年第一季度，有一半以上的超額死亡是由新冠病毒意外的原因造成的，與心血管疾病相關的死亡人數增長尤其迅速。

長時間的等待造成了死亡率的飆升，2022年超額死亡人數達到了50年來的最高值，即便新冠疫情已經開始消退，但這些數字還在保持着上升的勢頭。

紐卡斯爾大學公共衛生臨牀教授艾莉森·波洛克和人口健康科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彼得·羅德里克，在一篇名為《你不用成為醫生也知道NHS的麻煩大了》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的旗艦醫療服務處於這種狀態令人震驚，但這並非沒有原因。幾十年的市場化，保守黨十年的緊縮政策，以及一場流行病，已經掏空了國家衛生服務體系，以至於能夠負擔得起的人，以及越來越多負擔不起的人，不得不為醫療保健買單。一個與美國醫療保健越來越相似的雙層體系正在形成。它不起作用，我們很快就會到達這樣的地步，那時做任何事情都為時已晚。

NHS遭到的制度性破壞，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儘管保護醫療服務在漫長的歷史中已經成為英國各黨派領導人的信條。

上世紀80年代，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上台，轟轟烈烈的自由市場革命隨之上演。NHS非常幸運地逃過一劫，沒有像其他的國有企業（行業）一樣被私有化，但保守黨政府提出了內部市場，關閉了長期住院醫院（那裏的護理是免費的），打着「社區護理」的委婉旗號由股權投資者支持的私營養老院接管了為老年人提供的醫療服務，自此醫療服務變得可以收費並且要經過經濟情況調查，反映出了醫療補助中「削減開支」規定的影響。

保守黨領袖馬卓安（John Major）率先利用與私人投資者的關係合作建造新的醫院，貝理雅（Tony Blair）上台後，非但沒有停止，反而將這一主旨繼續發揚，造成的結果就是新醫院揹負着鉅額貸款和利息的償還負擔，根據《衛報》在2019年的報道，目前仍有550億英鎊的欠款尚未結清。

當然，這些對NHS的改革並未造成傷筋動骨的影響，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外加2010年自由保守黨聯合政府上台，NHS才發生了根本性的大變化。

在全球經濟市場崩潰的大背景下，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就成了必然的選擇，NHS不得不以低於過去幾年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增加資金，而實際的醫療需求並沒有減少，因此醫務人員們只好提高效率，唯有如此才能提供品質相近的醫療服務。

降本增效的最好手段就是減少支出，醫護人員多年沒有漲薪，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卻在發生，實際收入損失因此產生，拿的還是和以前一樣的錢，但能買到的東西卻比以前少了。

這種糟糕遍佈英國的方方面面，不只有NHS，住房和教育的情況更糟。而所有問題結合起來加劇了健康方面的問題，致使NHS的使用增加，例如糟糕的住房環境使住戶的呼吸疾病惡化（如黴菌導致的肺病）。政府在一個方面的支出減少，會製造成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長達10年的緊縮政策開始了，從2010年到2020年，這10年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NHS被忽視的10年。

在自由保守黨聯合政府執政的前三年中，NHS的表現還算良好，但之後，由於經濟未見好轉，政府可支配的資金也得不到增加，此時的NHS在各項指標上都出現了下降。2014年和2015年的冬天，急診救護淪陷，救護車響應時間大幅增加，有關NHS運轉不暢的新聞開始出現在各家媒體的頭條。

時任衛生大臣的凌士禮（Andrew Lansley）在這一時期發起了一場針對NHS改革。2012年，他主導通過了一項名為《健康和社會保障法案》的法案，對NHS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重組。支撐他做出此舉的理念是在NHS內部製造更大的競爭，有利於創造一種適合21世紀的服務體系。

在重組後的NHS中，全科醫生將承擔更多的預算支出的責任，醫院擺脱了中央控制，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監督。

凌士禮的改革被稱為史上最激進的計劃，並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批評。《衛報》專欄作家理查德·維茲在標題裏寫道：「他就是個災難，應該被解僱……他對NHS的結構造成了破壞，在財政壓力巨大，需求不斷上升，臨牀實踐需要廣泛改革之際，對NHS的破壞是愚蠢的。」

奈菲爾的信託智囊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奈吉爾·愛德華茲也直言：「這些改革被視為有史以來最重大的公共政策的失敗。」

2017年，時任NHS首席執行官的西蒙·史蒂文森罕見地公開談論多年來NHS受到的資金和資源限制：「NHS無法完成所要求的一切。」此後，他轉向新當選的首相特蕾莎·梅尋求幫助，稱沒有資金，NHS會走向失敗。

2018年，NHS成立70周年之際，文翠珊（Theresa May）額外向NHS允諾了在未來5年內200億英鎊的撥款。儘管如此，在2019年7月，急診入院4小時得不到治療的比例還是達到了歷史新高，這意味以往只在冬季出現的問題，現在已經演變成了全面的問題。

新冠疫情的爆發，不過是壓倒搖搖欲墜的NHS的最後一根稻草。

笨蛋，是經濟

如今，NHS陷入泥淖的根本原因已經清晰可見：缺錢。

一個比較鮮明的例證就是，在1999年-2000年之間，NHS也曾經出現過短暫的人滿為患。工黨為解決該問題，為NHS提供了前所未有資金，效果幾乎是立竿見影。

等待時間中位數從2003年的12.9周下降到2010年的4.3周；門診等待時間中位數從2005年的4.8周下降到2010年的2.7周；在急診入院4小時內得到救治的百分比從2003年的78%上升到2009年的98%。一份獨立調查稱，政府在推動NHS成為一個高效的醫療系統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公眾滿意度在2010年達到頂峰，且由於醫療保健工作的落實和新合同的簽訂，人員配備和工資得到顯著增加。

英國在醫療保健的資金投入上的捉襟見肘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和自己相比增速放緩，從每年5%降到2%，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也是非常難看。

從2010年到2019年，英國實際醫療支出比歐盟14國的平均值少了400億英鎊，且與其他歐盟國家相比，英國的醫療保健能力更低，醫護人手更少、牀位更缺，甚至連檢查用的掃描儀器的數量也很遜色。

與此同時，英國人口不斷老齡化，這就導致了不可避免的醫療需求的上升。貧困問題的加劇同樣使需求擴大，大量低質量但高熱量食物的攝入，肥胖人口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也水漲船高。

情急之下，人們不得不選擇更昂貴的自費醫療。從2019年到2021年，選擇自費醫療的人數增加了35%，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自費醫療市場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自籌資金進行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手術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為私人治療買單，並不是因為他們負擔得起，而是因為他們等不起：據報道，甚至出現了人們借貸來支付手術費用的情況，越來越多的人求助於GoFundMe來籌集醫療費用，這在20年前的英國是無法想象的。

《衛報》的一項調查發現，一些設有私立部門的NHS醫院正在推廣「不願等待NHS轉診」的患者自費醫療的做法，同時警告NHS患者，這些醫院的服務「非常繁忙」。眾所周知，為公共和私營部門工作的醫生存在利益衝突，他們可以玩弄醫療體系，告訴病人他們必須等待幾個月才能得到NHS的治療，然後在接下來的一周裏接受私人治療。

更多的私人醫療意味着更多的服務費用。但由於私人病人收入的利潤率被視為機密，研究人員一直無法核實私人病人單位是否為NHS病人創造了更多收入，他們是否盈利，甚至虧損。

還記得NHS的締造者，貝文的那句話嗎？

讓自由主義市場決定人民健康的觀點是海市蜃樓。

有專家建議，在短期內，NHS應該停止治療私人病人，並使用公共資金來增加病牀數量和工作人員。應該要求醫生在為公共系統工作和私營部門工作之間做出選擇。

自2015年以來，英國已經四次嘗試在下議院提出一項法案，以恢復NHS為計劃中的全民公共醫療體系，但都以失敗告終，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

不論英國現任首相施紀賢放出將如何對NHS進行改革的豪言壯語，只要不加大資金投入，那麼一切方案都不過是空中樓閣。

2023年，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曾把改善醫療服務列為全年工作的優先事項之一，他不止一次地向英國民眾表明，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藥劑師，所以他對醫療有着特殊的感情。

結果就是2023年11月，英格蘭地區等待非緊急醫療的居民人數為760萬人，比年初的等待醫療救助的人數增加40萬人。

英國的經濟問題是歷史遺留的結構性問題，不論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或者是2022年的俄烏衝突，都只是將其放大而已。

那麼問題來了，施紀賢有這樣的魄力對英國整體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模式做一次大刀闊斧的改革嗎？

答案，或許在風裏。

閲讀香港01有關英國NHS的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