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拜中國學校領銜：中國國際學校走出去成中華軟實力「新力軍」？
在一所學校的教學樓內，「立志、努力、為公」金字校訓放在當眼位置，走廊、牆壁等隨處可見中國印學、書法、古代聖賢等佈置；課室之內還有學生朗誦出齊整響亮的童聲朗：「少兒勵志，誠以修身，信以立世……」，伴隨着悅耳的中華古典音樂。這或許是尋常中國內地教育的情景，但卻是發生在阿聯酋杜拜。
作為中國首間國際學校，杜拜中國學校於短短4年間的規模已擴大了一倍多，由此代表的新一波中國教育走出去計劃是否已迎來重要時刻？
杜拜中國學校（The Chinese School Dubai）是第一間提供與中國內地相同教材的全日制中國學制基礎教育的國際學校，是國內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國學校試點單位，由杭州市教育局承辦、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學領辦，並受中央教育部監管。經過首任校長尹立平的半年籌備，於2020年9月開學並迎來了首批200名學生。在學校的開幕日上，校方還邀得中國駐阿聯酋大使倪堅和阿聯酋副總統之子Mansour bin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等重要人物出席。
該校除了使用中文教材和課程外，學校還有中國學校的特色，如團體練習、眼神交流等。學校還符合杜拜教育部門的要求，時間表、教科書和教學大綱均經過當地教育部門的審查。學生亦需學習阿聯酋的文化和法律，並有足夠的英語課程。此外，學校結合端午、中秋、春節等傳統佳節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學生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冀藉此培育出具有「中國心靈、國際視野、杜拜特質」的優秀學子。
這間學校的學費為每年 25,500 至 28,500迪爾汗（約54,166港元至60,538 港元）不等，較當地學校平均學費便宜。目前，全校已有一至八年級共26個班、520多名學生及86位教師。該校未來計畫在校學生將達800人，涵蓋小學、國中和高中，並計劃開放給不同國籍的學生。
尹立平表示，阿聯酋杜拜是中東地區的重要樞紐，擁有3,000多家中資企業和30萬中國公民。他說：「以前，中國學生要麼留在中國，而父母在杜拜工作，要麼就讀當地學校，特別是那些提供西方教育的學校。」因此，對於不少杜拜的中國家長來說，這所學校無疑是個有吸引力的選擇。
有當地家長表示：「中國的教育方式相對來說更加嚴格，居住在杜拜的華人家庭非常關心孩子的中文教育，我認為這所學校很好地將中國教育與國際元素結合。」、「我們看到了中國的發展，對中國的教育充滿信心。我們知道漢語的重要性，同時希望孩子了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
此前，中國曾在海外建造規模較小的「陽光學校」，為父母派往國外工作的中國海外兒童提供按照中國九年義務教育大綱的教育；中國駐美國、英國等多個國家的使館均設有陽光學校。
20年時間走出去：孔子學院、國際學校，還有…
杜拜中國學校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擴大國際學術合作、「讓教育更加開放」願景的一部分。2004年，全球首間孔子學院於韓國首爾設立，其後內地不少教育單位、企業紛紛走向海外，「中國教育出海」開始受到關注。據《孔子學院年度發展報告2022》的資料，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492所孔子學院和819個孔子課堂，分佈在160個國家和地區。全球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註冊學員總數達150萬人，較2021年同比增長48.51%，其中長期學員達120萬人，較2021年同比增長44.26%。
2019年12月，教育部發布聲明，要求加速在海外建立中國特色國際學校，他們已要求中國駐英國和美國等45個國家的外交官探討建立此類機構的可能性。現時除杜拜外，巴西里約熱內盧、馬來西亞和柬埔寨也有中國國際學校
除了孔子學院和中國國際學校，近年魯班工坊、民辦教育集團出海同樣發展迅速，其中前者在職業教育大熱的環境下，成為了中國職業教育和世界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樑。根據頂思《國際教育行業報告2022-2023》資料，截至2022 年底，中國已在19 個亞非歐國家建成20 個魯班工坊。2023 年，加納農業魯班工坊也建設成功。
北京智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創辦人兼主席王輝耀表示，在國際學校的幫助下，中國的「走出去教育」願景將幫助數百萬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讓他們不僅可以學習中國教授的課程，還可以學習該國的文化和語言。他指：「配合一帶一路的倡議，我們應該更加開放，利用市場化在國外開設更多學校。」他又指，像杜拜中國學校等國際學校與孔子學院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提供完整的教育，而後者更具補充性，服務於想要更多了解中國的個人利益。
穩定師資、同業競爭 作為軟實力仍挑戰不少？
誠然，中國國際學校的發展遠較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同類學校要來得遲。但隨着近年不少海外華人有着更大的興趣回到中國工作、求學或生活，中國的學習背景變得越加重要。外界預期，中國國際學校的發展未來或許會衝擊現有的國際學校行業，吸納不少本來就讀原有國際學校的華人學生。而對於中國當局來說，這也是出於展現軟實力的渴望。
然而，從實踐的事實經驗證明，在國外開設一所中國國際學校比開設一間孔子學院更具挑戰性。尹立平指出，該課程充滿了中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最終獲得批准之前與當地政府進行了多輪談判才成事。另外，他說：「根據當地規定，我們不能唱中國國歌，也不能懸掛國旗，最終我們印製了我們的國旗，並將其與阿聯酋國旗一同展示在教室內。」還有一些內地強制性的課程如道德意識形態，也需改名才能符合當地法規。
曾經在東南亞華語國際學校有過多年管理經驗的校長周憲明則指，中國國際學校仍存在三大難題。他以東南亞地區為例，首先是穩定的優質師資，中國教師一般只願在當地待兩年左右，造成了教師很大程度的不穩定性。而師資的穩定與當地的政治、經濟穩定度息息相關。他說：「這些都要求辦學者對教師進行詳盡的培訓，有足夠的瞭解，才能防範於未然。」
還有課程的適應性改造，與及應對其他國際學校的競爭。周憲明表示：「例如在泰國，優質國際學校眾多，競爭不僅來自於標化成績，更來自於體育、美術、音樂等多方面課程的培養。」他重申，因為文化環境不同，如果要在當地施行華文教育，照搬國內的教材是不可行的，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適應性改造。
說到底，這間中國第一間國際學校誕生的背景，包括有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都對孔子學院實施種種限制，還有是隨着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日益擴大，印尼、尼泊爾和南非等多個國家的學校正在增設普通話課程。這多少說明中國教育出海的大環境中仍然是「有危也有機」，而國際學校作為這一重要版塊的「藍海市場」（Blue Ocean Market，意指尚未被開發之全新市場），相信未來仍有不少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