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巴示威 V.S. 職場就業　美國大學生遭企業審查下的兩難抉擇？

去年秋天，紐約大學學生Ryna Workman收到了一家來自芝加哥的國際律師事務所Winston & Strawn的工作機會。但Workman從沒有想到，10月7日，遠在千里之外的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引發雙方開戰的事件，卻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戰爭開始的3天後，身為大學學生律師協會主席的Workman在一封給協會成員的電郵中發表了聲援巴勒斯坦、抨擊以色列的聲明，稱「以色列對這次造成龐大生命損失的事件負有全部責任」，並表示「堅定不移地聲援巴勒斯坦人反抗壓迫，爭取解放和自決」。

這封內部郵件很快引起一場輿論風波，Workman被指責忽略哈馬斯的罪行，更有學生向她未來的僱主——Winston & Strawn轉達了郵件內容，令她本已經到手的工作機會不翼而飛。該律所稱其言論「與（該事務所的）價值觀存在嚴重衝突」，在LinkedIn上發文撤回了給她的工作邀請。而Workman的經歷在其他不少的當地大學生身上也在同樣發生。

看到其他學生示威者被入職企業拒絕的新聞，即將畢業的芝加哥大學大四學生、「巴勒斯坦學生爭取正義」學生團體的組織者之一Rayna Acha的憂慮變成現實，她說：「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可能會因為（我們的激進主義）而找不到工作。」

以巴戰爭在美國高校引起聲援抗議活動，但隨着同時期美國社會反猶活動和言論的激增，許多高校示威活動也引起反猶的嫌疑。尤其在今年4月哥倫比亞大學報警協助鎮壓一場和平抗議後引起全國反彈、各地校園爆發騷亂後，參與這次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動的學生似乎面臨相比其他校園示威更多的風險和打壓。除了來自大學的紀律處分，許多畢業生要面對本就低迷的就業市場、接受來自企業針對其個人示威活動的嚴格審查。

更糟糕的是，許多參與示威的學生遭到起底，令其照片、姓名、學歷、居住地等個人信息曝光在網絡上。其中一個知名親以色列網站「金絲雀任務」（Canary Mission，暫譯）就宣稱「記錄宣揚仇恨美國、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個人和團體」，據路透社指該網站已經鎖定250名自以巴開戰後「支持恐怖主義﹑散播反猶太主義及仇恨以色列」美國學生及學術界人士。

社交媒體以及這些網站上的公開資訊，令當地企業更容易審查學生參與示威活動的情況。以巴戰爭初期，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高校學生團體簽署的聲援巴勒斯坦聲明也成了企業篩查的目標。知名對沖基金經理、企業家Bill Ackman、連鎖餐廳Sweetgreen行政總裁 Jonathan Newman等，一度呼籲公開哈佛大學34個簽署了聲援巴勒斯坦聲明的學生團體名單，以防止公司「不小心僱傭」牽涉其中的學生。

「價值觀不符」　一律拒之門外？

事實上，根據美國高等教育網絡媒體Intelligent.com今年5月的一項調查顯示，30%的企業管理者表示由於近期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他們對僱用近期畢業的學生感到憂慮。這當中，22%的企業管理者表示他們不願意聘請參加過聲援巴勒斯坦示威的畢業生。三分之二的管理者表示他們不願意僱用這些學生的原因是他們可能表現出對抗性的行為，半數以上認為他們過於政治化、或者可能令其他員工感到不舒服。

包括Winston & Strawn、美國最具聲望的律師事務所之一的Davis Polk & Wardwell等公司在內，許多公司以「價值觀不符」為理由撤回工作邀請。而受到影響的許多學生團體則都在其聲明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將哈馬斯發動的襲擊歸咎於「以色列政權」、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實施的隔離政策。

曾表示「不會有興趣」僱用親巴勒斯坦學生示威者的埃克森美孚行政總裁伍德倫（Darren Woods）對媒體指出：「騷擾和恐嚇，坦率的說，我認為在這些大學裏是不允許的，在埃克森美孚這樣的公司裏當然也是不允許的。」他還表示，如果這種行為或抗議反映了他們所在校園的價值觀，他們就不會有興趣從這些校園招收學生。

一些像知名投資人奧利里（Kevin O’Leary）一樣的保守派則態度更極端，奧利里在接受霍士新聞（Fox News）採訪時更放話指，自己的公司會用AI技術來從網絡上流傳的影片、照片中識別參加過示威的求職者。「我擁有很多公司，僱傭了數千人。幾周之內，當我們對你進行背景調查時，我就能發現這一點......」他續稱：「這些人完蛋了。」

不過，仍然有21%的管理者表示更願意僱傭這些畢業生，餘下近6成則表示中立。擁有巴勒斯坦血統的遠距醫療公司Hims & Hers行政總裁Andrew Dudum在X 上發文稱：「如果你目前正在抗議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以及你的大學從以色列撤資，那就繼續吧。這些行為正在發揮作用，有很多公司和執行長渴望僱用你，不論你的大學紀律如何。」

學生怕影響就業　以巴衝突仍困擾美企

隨着上述拒收親巴示威學生的報道和消息傳出，不少參與的學生怕受影響，主動去信企業「割席」，有些則不再參加示威，尤其是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其餘繼續參與者則在抗議時戴上了口罩，部份人選擇提前離開示威活動以減少影響；學生團體則採取措施防止示威者的個人信息被曝光，包括避免在社交媒體上使用學生照片等。

這些事件還引發了當地企業能否據學生的政治觀點、活動來作為錄取依據的爭議。但在法律上，私人僱主基於觀點的區別對待是被允許的。不過，今年5月，來自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Jinan Chehade還是以種族歧視為由，向撤回她的工作邀請的律所Foley & Lardner提起訴訟。

除了美國社會在以巴問題上的分裂，這些現象或許也反應了在職場問題上的代際差異。越來越多年輕人認為員工在工作場所應當有發言權，並希望其政治觀點在職場得到尊重，而企業的管理者則不然，亦難對年輕人激進的政治表達無法溝通。來自伯克利大學的就業中心主任Santina Pitcher就建議學生謹慎對待在網上發佈的信息，清理自己的網絡形象，她表示，僱主可能並不總是按照正確的提問方式來提問。

畢業生招募突顯了美國商業機構和組織內政治活動的困難。儘管許多僱主表達了支持「黑人生命也是命」和烏克蘭的訊息，但這些商界高層仍在思考如何最好地應對以巴衝突的問題。

Intelligence.com 首席教育與職涯發展顧問Huy Nguyen認為，「在招聘過程中，政治觀點永遠不應該被納入候選人的資格中。這是僱主應盡力避免的滑坡效應。」他補充根據求職者的政治觀點作聘用考量不僅不道德，還可能因帶有偏見的做法而面臨法律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