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女人穿搭學】Lee Miller：手持攝影機的斷臂維納斯
那是二戰史上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女子在浴缸裡作狀洗澡，右手擦洗肩膀，浴缸前是陪伴她走了很遠路、充滿風塵的軍靴。她望向畫面右上方，如像不屑畫面左方、香皂碟旁的希特拉肖像；這裡正是希特拉與情人Eva Braun位於慕尼黑的住所，時值1945年4月30日，希特拉同日在柏林自殺，當全世界為這消息而震驚不已，也唯有這麼一個奇女子以一張舉重若輕的出浴照回應獨裁者的離世。
她是Lee Miller，一生與時尚拉上關係，曾是模特兒，又是Vogue的攝影師。要談顛覆男性權力遊戲的女人，總會想到她，並非因她曾在希特拉的浴缸洗澡，而是她怎麼由眾多男性的繆斯、那個被拍攝者，轉變為戰地攝影師。
攝影，本初就有性別意味。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裡說攝影機就像槍枝，這槍的意象，因當時的攝影師大多為男性，也有陽具的暗喻，Sontag甚至用上「施暴」一詞，覺得對人拍照就如同施暴一樣，把拍攝對象轉化成一種可被佔有的符號。
Sontag如此明說︰「攝影機是一種昇華版的槍枝，給人拍照是一種潛意識的謀殺，一種柔性的謀殺，等同悲傷時刻，令人不寒而慄。」Susan Sontag這說法現在看來雖有點陳腔濫調，但放在Lee Miller的例子上依然有趣——那被男性槍枝指着的女性，變了舉槍拍攝其他人的女子。
Lee Miller從小就成為她父親攝影的對象，19歲時又被Vogue雜誌的出版人Conde Nast在街頭發掘，數月後成為美國版Vogue的封面女郎，封面上她是正宗的20年代摩登女郎（flapper），戴着當時時興的鐘形帽、彼岸Coco Chanel流傳過來的珍珠項鏈。
封面由插畫師George Lepape繪製，背景為歌舞昇平的Manhattan夜景，時值1927年3月，此後數年，Lee Miller的模特兒生涯十分順利。1929年，大蕭條降臨，摩登女郎的不羈形象漸漸破滅，到了30年代，很多flappers，都如人稱「美國第一摩登女子」（the first American Flapper）的費茲傑羅太太賽爾妲（Zelda Fitzgerald）般華光失色，Lee Miller卻於1929這一年飛到巴黎，成為攝影大師Man Ray的學生，並於30年代開展自己的攝影事業。
世人都知道Man Ray與Lee Miller之間有一段傳奇愛情故事，Man Ray為Miller拍下很多經典照片，她亦從情人身上學來種種攝影知識，甚或在無意中發明了「中途曝光」（solarisation），有說很多Man Ray署名的作品是Miller掌鏡的。
1932年，Lee Miller離開了Man Ray，開辦了自己的攝影室，由被攝者轉變為拍攝他人的人生。很喜歡她後來的一張照片︰不算年輕的Miller舉起相機，觀景窗緊貼她的眼睛，那機器如像她身體的一部份——現在是她主宰她要攝下甚麼，她要去說甚麼話。
繆斯與戰爭之血
總覺得Lee Miller的希特拉浴缸照之所以傳世，除了歷史因素，在於當中有太多解讀不完的元素，比如說同樣也是裸着身體舉起右手，浴缸裡的Miller卻與畫面左方梳妝桌上的裸女雕像完全不一樣。又或者說，那裸女如像訴說着她此前的人生。
要寫Lee Miller，猶豫了很久要不要談她小時候受性侵的事。事隔一個世紀，這樣一個傳奇女性小時候的苦難，不應成為讀者窺探的對象。但若要談她與攝影的關係，免不了這段遭遇。為Lee Miller寫傳的Carolyn Burke就提到她父親自小給她拍裸照，意在幫助Lee Miller走出陰霾，重建對自身的信心。
這說法難探真偽，但確實Lee Miller一生拍過太多裸照。在其後的例子裡，她是眾多男性的繆斯。Jean Cocteau就曾邀請她演出電影《詩人之血》（The Blood of a Poet），她在其中扮演一個沒有雙臂、如像雕像般的女人，指向的正正就是被稱為最美的人體雕像——《米羅的維納斯》（Vénus de Milo）。這一幕後來在2003年向眾多經典電影致敬的《戲夢巴黎》（The Dreamers）裡也重演過：Eva Green戴上黑手套，扮演失去手臂的維納斯，上半身裸露，下身裹着圍巾，斷臂之意，在於觀看者有種可以為所欲為之感。1930年，Man Ray所攝Shadow Patterns on Lee Miller's Torso，一樣把站在窗邊的Miller拍得如像斷臂的維納斯。
但Lee Miller不是那種讓人為所欲為的女人，兩人之間的故事有很多流傳，諸如May Ray妒忌女友的才情，也會因為她將自己棄掉的照片拿來加工而大發雷霆，Miller曾說男人的性自由、特權和嫉妒心叫她窒息，可幸她卻沒因此停下追求突破。30年代，她為Coco Chanel、Elsa Schiaparelli、Virginia Woolf等名流拍照造像。她與這些被她拍下的女性一樣，離不開被人訴說她與不同男性的故事，但更叫人留意的是她們本身的能力。《名利場》就將她同George Hoyningen-Huene、Cecil Beaton這樣的攝影大師比在一起，稱他們是在世的最傑出的攝影師。
這樣女性，在面臨世界突變時，總會是更願意承擔責任的人。二戰時期，當德軍開始轟炸倫敦，她用鏡頭紀錄下一切，拍下《冷酷的榮耀：戰火下的大不列顛》︰「我很自然而然地開始拍攝報道戰爭狀況了。要不然一個女人在戰爭爆發後還應該做些甚麼呢？」Lee Miller如是說。1941年冬，她以美軍隨軍記者的身份為Vogue、《生活》、《財富》等雜誌發回紀實攝影報導。她傳回的圖片附有她親自撰寫的圖解，那是她在戰場的親身感受。她是踏遍整個歐洲的戰地攝影記者，她說過「方圓幾千里內的唯一一個記者，所以就好像是戰爭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一樣」。她報道了在布痕瓦爾德和達豪納粹集中營中見到的恐怖景像，美軍諾曼第登陸戰役，以及巴黎解放時人們的喜悅。
Lee Miller做到這樣不容易。談談二戰時另一女攝影師Martha Gellhorn，自會知道女性攝影師在其時的困難。她是海明威第三任太太，世人都記得海明威是大作家也是戰地記者，卻沒太多人知道他怎樣搶了他太太為雜誌供稿的位置，他甚至為了讓太太留在家，不為她找機位，Gellhorn只得乘搭橫越大西洋的戰爭運輸艦，艦上只有她一個乘客，且受着德國潛水艇隨時擊沉運輸艦的威脅。
Gellhorn又試過在得不到媒體採訪許可證的情況下（因為被她親愛的丈夫搶了）躲上醫護船進入諾曼第，也加入救護隊。她還因沒有採訪許可而被補，之後還越獄……這女子，到七老八十還在報道世上各種戰事與不義，她去世後，新聞界以她名字設立了新聞獎。
Lee Miller同樣在戰爭中遇到各種事情。她曾因在聖馬洛（St. Malo）戰役中太接近作戰地帶採訪而惹上麻煩，據《烽火巴黎眾生相》（Life, Death, and Betrayal at the Hotel Ritz in Paris）所記，她是圍攻時期唯一從頭到尾留在那裡的記者、攝影師與女性。她在聖馬洛效外的塞贊布雷村（Cezmbre）所攝下的空襲行動，紀錄了美國在現代戰爭中曾使用凝固汽油彈。本來《生活》雜誌會刊登這輯照片，卻被政府審查單位沒收了底片，她亦因此被重新分派到巴黎西南方50英哩外的內穆爾（Nemours）。要不是這樣兜轉一番的話，她很可能就是第一個在巴黎解放後到達的記者與攝影師，而非世人所知的海明威了。
到了巴黎後，Vogue分配給她報道佔領期間巴黎時尚界有甚麼改變的工作，但這題材對Miller來說已不重要了。其後的人生，她一直飽受戰爭創傷之苦，不久就放下相機，大隱於鄉村內。
這樣的女子，注定活得不安穩。我不知道後來在她酗酒、不再拍攝任何東西的日子裡，她的恐懼與她年少時的一致麼？只是，那時攝影可為她撫平創傷，現在倒成壓倒她的———她見過的戰爭影像，無論是眼前真實的集中營慘象、堆積如山的屍體，還是她透過鏡頭捕捉到的、藝術化後的二戰畫面，比如自殺的將軍之女、廢墟上歌唱的女人，想必一直纏繞着她，才叫她不再以攝影師這身份自處。
但世人並沒有忘記她，數年前，時裝設計師Phoebe Philo為Céline設計的AW14，靈感就來自Hannah Höch和她，因在設計師心目中，她與達達藝術家Hannah Höch一樣在現實世界與超現實藝術世界之間，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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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希拉里競選總統、默克爾面朝難民問題，文翠珊因脫歐而上陣……愈來愈多女人掌權，那些進佔權力核心的女當權者、圍繞權力核心的第一夫人、顛覆權力遊戲規則的著名女性，她們穿甚麼、談甚麼、想甚麼？她們的服裝，不就是一個個透視權力關係的場域？2017年初，我們來點評一下這些女性的穿衣風格，等待2017年更多傳奇女性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