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間九龍東四山礦場首發現界石　並列遺迹如「楚河漢界」

香港殖民時期界石再有新發現。保育組織「香港行跡」公布，在九龍東發現17枚新界石，當中首度以文件、史料及現場考察印證清朝道光年間出現的「四山礦場」，二十世紀初殖民時代透過界石劃分各個礦場地界，現場至少發現3對不同號碼的界石並列，猶如「楚河漢界」各自劃分勢力範圍。鑑於界石標記在1954年後的政府內部地圖不再復見，相關發現有助了解界石其他功能，讓後人探古尋源，不致令大量香港史實湮沒於歷史洪流中。

鯉魚門新發現17枚界石　首度確認礦場劃界

今次新發現的17枚界石，全部位於九龍東鯉魚門地區，其中5枚屬1905年設置的英軍軍事地段WDL 15（WAR DEPARTMENT Lot）界石，其餘11枚則屬於鯉魚門石礦場以英文字D為首的界石，由於部分界石對開正進行斜坡修繕工程，已搭棚及準備在斜坡表面灌漿，「香港行跡」已通報古物古蹟辦事處跟進，防止界石被進一步破壞。

「香港行跡」創辦人林曉欣表示，早前研究政府內部文件期間，查閱地政總署測繪處1954年工務處1:2400舊英制地圖時，意外發現「四山礦場」界石劃界位置。據知四山位於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和鯉魚門立村四條村，全部以打石及務農維生的，估計最早於清道光初年（1821年前後）割讓九龍半島前已出現，該四條村莊組成村盟，合稱「四山」，並於茜草灣建有天后宮，並在天后宮偏殿設立 「四山公所」，當時清政府冊封每村各山一個人為代表，獲清政府授權向「官批石堂」徵稅，至1897年英國租用新界，隨即為村內土地從新登記，「官批石堂」一一被「封山」，至1904年左右才得獲發新牌照繼續經營。

殖民時代曾沿用清朝「四山頭人」制度管理礦場

林其後查閱1904年憲報458《九龍灣石礦場管理案》Rule for Granite quarries from Lyeemun to Nagu-Tau-Kok in Kowloon Bay提及的4個礦場場主「Headman」（頭人）名字，與資料相傳茶果嶺最後一名頭人「羅寛」、牛頭角頭人「胡亞潭」、茜草灣頭人「盧亞奎」，以及鯉魚門「葉華」及後來繼任的「劉發」相符，並發現當年整個香港島及九旁半島石礦場均以單一投標方式承包，唯獨四山礦場沿用清朝時「四山頭人」制度作管理，並以ABCD四個英文字分開四山界石地標，直至1907年才改為以個別礦場作公開承包投標方式供競投，「香港行跡」隨即進行實地勘察，礙於牛頭角及茜草灣填海及重新發展關係，相關界石估計很大機會已不復存在，幸在鯉魚門礦場當年開採石地段發現其中11枚「D」界石，連同早前在茶果嶺發現2枚「C3」及「C4」界石，首次確認石礦場亦有使用界石方式劃定地段，極具歷史價值。

林曉欣表示，礦場界石另一特別之處，是四山礦場各自以頭人管理旗下多個石礦場地段時，會用界石劃下「地界」範圍，例如在山上發現三對「D17」與「D18」、「D18」與「D19」、「D12」與「D13」界石並排豎立在山上，代表每個礦場的「楚河漢界」。「呢個位置有兩粒界石D18同D17，代表呢一邊範圍係D18，而另外一邊係D17， 兩粒界石擺埋一齊，正正代表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你採石唔好採過界。」

首次發現軍部界石同時成為新九龍劃界

至於同區內新發現的5枚「WDL 15」界石，「香港行跡」成員根據行山人士發現，再向地理資訊系統（英文簡稱GIS）驗證，經翻查1937年政府頒布的《新九龍的範圍》新九龍/新界界線地圖確認，其中4枚界石「WDBS 6」、「WDBS 6」、「WDBS 12」及「WDBS 13」，除了界定軍部地段位置外，更是首次發現用作新九龍劃界的雙重用途。

林解釋，清政府十九世紀割讓九龍半島及租借新界予英國，至1937年香港殖民政府刊憲將界限街以北至獅子山之南原屬新界的平坦土地，劃作市區用地發展，並統稱「新九龍」以重新劃界。她尤其對於今次新九龍東面界線發現的界石同時屬軍事界石感到驚訝，直指地段被英國軍部劃定後，已名義上按畝計付地予英殖政府，若政府收回軍部地段發展，便要找尋中間人協商，軍部再按被佔用面積向英殖政府取回款項，錙銖必較。「如果政府用咗軍部界石做新九龍界線，基本上每一寸土地都要收錢。」 故此有關做法甚為罕見，亦未曾在其他新九龍界線上發現，對日後研究界石有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