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融合|香港和深圳如何保留各自優勢共同發展?

撰文:黃舜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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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兩年,幾乎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港深經濟融合」進程按下「暫停鍵」。然而,疫情不會永無止境,香港與內地的雙向免檢疫通關亦已提上日程,「發展」始終才是硬道理。只是,很多人一看到「融合」兩字就會大驚小怪,以為香港和深圳將會結合成為一個城市,那麼事實上,理想化的「港深融合」應該是什麼樣子?雙城到底如何融合?香港又該扮演什麼角色?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羅兵咸永道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早前(1月28日)發表《深港融合共促兩地發展》研究報告,就「機遇之城」提出相關見解。

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羅兵咸永道中國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表《深港融合共促兩地發展》報告,針對深港城市群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進行探究。(資料圖片)

近年隨著香港經濟發展不前,同時深圳經濟突飛猛進,「港深融合」已經成為不能迴避的議題。2019年2月,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當中強調「極點帶動」發展模式,以發揮香港—深圳、澳門—珠海及廣州—佛山的「強強聯合」——其發展高度不僅是城市的簡單合作,更是城市的高度融合。

彼時《香港01》已經提出,「融合」並非要抹去香港和深圳的行政邊界、將兩個城市徹底合二為一,而是透過協調城市優勢,謀求共同發展,塑造全新的區域發展核心引擎,同時發展出便利兩地民生的軟硬配套。因為港深經濟實力相若,在經濟層面上的「融合」將能產生無可估計的經濟效能,香港既可藉深圳鞏固國際城市的地位,深圳亦可藉香港加快發展速度,突破發展瓶頸;反之,若任由兩地惡性競爭,並非好事。

不巧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後不久,當特區政府還未來得及好好消化以重整部署,就遇上折騰數月的「反修例風波」,及後再爆發新冠病毒疫情,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還是「港深經濟融合」進程,幾乎都被按下了「暫停鍵」。但在香港停滯期間,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和澳門並沒有停下腳步等待香港——2021年9月,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先後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者提出粵澳兩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全新體制,後者則要求前海當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進與港澳和國際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意味以往只在港澳地區實行的「一國兩制」開始進階至可在內地城市試驗的「兩制一體」,但這種創舉並非由最有經驗的香港帶領。

直到一個月後,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終於正視「港深融合」的大勢所趨,就此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羅兵咸永道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早前共同發表《深港融合共促兩地發展——機遇之城》研究報告(下稱《機遇之城》),主要針對深港城市群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進行探究,就港深的產業發展方向,提出六個優勢產業──生物科技、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金融科技、新能源汽車以及新能源;並就促進深港緊密合作提出七大意見,包括聚焦在空間布局和規劃、跨境的流動性、深港「產學研」的合作、政企合作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嘗試解答深港如何融合的問題。

報告建議將四大發展區打造為核心商業區、創科創新中心、綜合發展區和物流樞紐。圖為2021施政報告北部都會區計畫(01研數所製圖)

《機遇之城》又特別提到「北部都會區」。羅兵咸永道思略特合伙人金軍在記者會指出,憑借北部都會區與深圳相鄰的地理優勢,有利於港深在行業、人才、資本的流通和對接,北部都會區應是港深融合的「第一步」。因此,羅兵咸永道建議,可分別在流浮山、洪水橋-厦村發展區、新田科技城、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新界北新市鎮,建議政府將上述的四大發展區,分別打造為金融科技、監管科技的核心商業區、港深融合的創科創新中心、零售、餐飲及文娛的綜合發展區、農業科技和生態旅遊新區及物流樞紐,以打造出多層次、全方位合作格局,與深圳互補差異,加速中港融合。

羅兵咸永道香港基建服務諮詢合伙人陳國輝以深港的「產學研」合作為例指出,雖然香港有一流的大學和基礎科研,但因租金成本高昂和缺乏本地產業鏈,很多科研成果無法實現商品化,而深圳的空間優勢和完善的產業鏈,能夠進一步帶動香港科研的發展。

另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及商務部早前(1月26日)發布《關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放寬市場准入若干特別措施的意見》,羅兵咸永道中國區域經濟主管合夥人張立鈞在解讀有關文件時也提到「港深融合」的必要,認為深圳在過去40年已耗盡改革開放的發展紅利,未來亦要面對大城市發展的瓶頸,而促進區域融合及國際化,包括金融開放,提升與香港及國際在資金上的流通,探索保險通、跨境支付結算等互聯互通發展,能夠幫助深圳突破發展發展瓶頸。

羅兵咸永道香港基建服務諮詢合伙人陳國輝提到,深港可以「產學研」方面各自發揮優勢。(受訪者提供。)

可以說,「深港融合」實質上是「求同存異」的「差異化互補」,羅兵咸永道等人在記者會上多次提到,深港一體化並不是將香港變為深圳,或又消除兩者在行政上的邊界,而是要在保留深港各自的優勢上,進行合作和互補。在此情況下,兩地必然在文化、產業等領域上存在差異,但在公共資源、基礎設施、交通物流卻要持續深化、融合,以提升深港整體的競爭力,並帶動大灣區的總體發展。

對於深港融合之中香港所應當扮演的角色,金軍認為香港可以作為內地企業國際化的「依托」,比如作為一個資金平台,幫助企業走出海外,又或者幫助內地企業制定標準,與海外企業進行合作,改變以往內地企業依托產品出口、直接投資的發展模式。同時,香港亦可繼續發揮自身「國際化」的優勢,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流入大灣區,加入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深港融合的前路充滿機遇,也面對不少挑戰。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俞建拖直言,深港融合的「轉型」並不容易。他將「北部都會區」比喻為1992年剛成立不久的上海浦東新區,直言當時的上海人「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以此勸喻香港的年輕人不要固步自封,停留在舒適圈,最終卻後悔莫及。同時,他亦坦言要加強香港產業界、創科界的中國意識,才能更好推行深港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