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天煞異降》：從星際間理解到外星哲學

《天煞異降》（Arrival）講述了一個人類與外星人（Heptapods）接觸的故事。與喬治．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不同，人類與外星文明的這次碰撞並未以戰火與硝煙開啟，也不似電影《異形》（Alien）中弱肉強食的模式。這一次，外星人不再是窮凶極惡，反倒是有些神姿高傲。電影《天煞異降》相當一部分時間都在呈現人類（女主角路易絲）與外星文明互相理解的過程。《天煞異降》涉及諸多值得探討的話題：時空、存在、意識、宇宙、自由意志、理解，等等。本文從「理解」這個角度出發，嘗試提供一條星際間理解為何困難的線索，並不具體展開。（1）（2）（3）從語言哲學角度切入，（4）（5）與認識論相關，（6）借助元哲學視角。

天煞異降 Arrival劇照（網站圖片）

1. 袋鼠和翻譯不確定性

影片中，路易絲是一位語言學專家，臨危受命，嘗試與外星文明進行溝通。路易絲為了爭取更多與外星人交流的時間，向上司杜撰了一個關於袋鼠的故事。大致是庫克船長的船隊在澳洲沿岸擱淺。船隊遇到一名土著，一名船員指著袋鼠問這是什麼。土著答：「Kanguru」。船員以為「Kanguru」就是這動物的名稱。事實上，土著是在說「我不明白」。袋鼠的例子應是改編自美國哲學家奎因（W. V. O. Quine）的「Gavagai」思想實驗。一個語言學家試圖翻譯「Gavagai」。唯一的可行方案是通過觀察語言使用共同體的行為來判斷。通過持續觀察，他發現每當有兔子竄出，當地人都會大喊「Gavagai」。於是，語言學家就此認定「Gavagai」的意思是兔子。但有可能，在當地語言中，「Gavagai」的意思是「兔子不可拆分的部分」。奎因提出這個思想實驗是為了指出，如果僅依靠行為反應作為證據，翻譯的結果可能是不確定的。人際間都存在這種翻譯不確定性，遑論人與外星人間的交流了。

2. 語境闕如：武器或禮物

路易絲的主要任務是瞭解外星人此行的目的。當她終於從外星人處得到答案（兩個圖形），她現場即時翻譯得到的結果是「提供武器」（offer weapon）。這個答案顯然會引起人類的不安。路易絲一再強調外星人未必區分了武器和工具。後期軟體分析出了一系列的可能性：「技術」、「設備」、「方法」（最後的答案是「禮物」）。於是，行動負責人便追問：「我們如何能夠知道他們真正的意圖？」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當一個教授評價你的論文時，只說你的字寫得不錯。此時，教授真正的意圖顯然不是傳達這句話的字面義（言下之意，這篇論文內容乏善可陳）。那麼，可以說除了字面義，還有說話者義（speaker meaning）。這是牛津哲學家格萊斯（Paul Grice）作出的一個區分。在理解說話者義時，語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換言之，意義是語境敏感的。甚至，極端語境論者主張意義只能在語境中生成。這是一個仍在持續的爭論。回到電影，可以說路易絲和她的同事們所能獲得的語境資訊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要理解說話者義是極其困難的，況且「說話者」還是外星人。

3. 語言牢籠與生活形式

《天煞異降》中的外星人Heptapods的語言系統與人類語言系統大相徑庭。它們的書寫文字和口頭語言之間毫無關聯。他們的語言是非線性的，不受時間限制的，等等，影片中暗示語言與思想是一體的（路易絲掌握了他們的語言之後，便獲得了他們的思維模式）。片中，路易絲苦心孤詣，試圖攻克這門語言之際，同事物理學教授伊恩問她，是否當她全身心沉浸於一門語言時，她大腦的認知結構也會被重塑？路易絲指出伊恩所言其實就是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這一假說也被稱作語言牢籠論。依照此說，我們的思想，甚至對世界的感知方式，完全受控於語言。比如，如果某種語言系統中沒有區分顏色A與顏色B，那麼該語言共同體成員便不擅長辨別這兩色。或者，如果一種語言中沒有乞題（question begging）這個概念，那麼他們在實踐中可能極易犯乞題謬誤。薩丕爾—沃爾夫這一系論說備受爭議（John McWhorter近作The Language Hoax系統批駁了這一假說）。

電影裡外星人的語言系統與人類完全不同。（網絡圖片）

暫不論這一假說成立與否。即便是語言決定論的反對者，或多或少也承認實踐與文化對語言的作用。在維特根斯坦那裡，他極為強調語言遊戲與生活形式的關聯。對語言的理解是無法脫離生活實踐的。如果接受這點，要掌握一門語言至少應當深入當地的生活實踐去學習。影片中，人類幾乎沒有這樣的機會。路易絲面對的只是屈指可數的幾個Heptapods。她自己也意識到她應該關注的是「你們」而不是「你」。顯然路易絲對Heptapods語言的掌握並沒有經歷在「你們」中實踐這個「應有」的階段。但考慮到這是星際間的理解，人際共同體間的理解模式未必適用。

4. 概念架構（語言系統）與經驗內容

美國哲學家大衛森（Donald Davidson）對概念架構（語言）與經驗內容二分的拒斥似乎可以支持不同共同體間理解的可能性。根據這個二元論教條，直接呈現於我們的經驗材料（所予）和我們對於經驗材料的概念把握是二分的，即經驗與語言是互為獨立的。這個教條可能會導向相對主義。假使我們的概念架構與經驗內容是二分的，那麼面對同樣的經驗內容，我們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概念架構。大衛森將概念架構等同於語言。那麼，提問「是否可能存在各種概念架構」也即提問「是否存在各種不可互譯的語言」。大衛森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概念架構與經驗內容是凝合為一的，所以不可能有不可譯的語言（至少是部分可譯的）。即便大衛森是對的，也無法完全解答星際間理解的難題。因為，我們並不能就此推論星際間的語言必然是可譯的。畢竟，我們面對的經驗內容有雲泥之別。

5. 語言、遊戲與解釋

《天煞異降》中，中國語言學家通過「遊戲」來和Heptapods溝通。路易絲如此解釋，如果他們教Heptapods下國際象棋，那麼每一次對話都是一場遊戲較量，資訊和想法會在對弈過程中傳遞。無獨有偶，匹茲堡學派哲學家布蘭頓（Robert Brandom）也將語言實踐理解為一種遊戲模式：給出與要求理由的遊戲。布蘭頓大致將語言實踐視為一種計分遊戲。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計分，而遊戲中所有的人既是玩家，亦是計分員（裁判）。比如，甲承諾會寫一個《天煞異降》的影片。那麼甲就在遊戲中出示了一個砝碼，其他玩家會將這個砝碼放入甲的承諾箱中。一旦甲打破這個承諾，他會被剝奪在遊戲中使用其他砝碼的資格。無論是人類解釋外星人語言，還是外星人解釋人類語言，都可以通過一個遊戲模式作為仲介來理解。問題是，即便作為解釋者，我們能夠順暢地理解這個遊戲模式，但並不必然能將這個遊戲模式與語言實踐相互關聯起來。要解決這個問題，解釋者必須能夠融入被解釋者共同體的實踐，否則解釋者（人類或Heptapods）可能只是認為被解釋者在玩一個饒有趣味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