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科大籌辦廣州分校　校長史維：冀與本校區發揮協同效應

和吳家瑋一起創立科技大學的資深學者當中，有不少來自台灣，而「台灣人」似乎也和科大特別有淵源。吳家瑋於2001年辭任科大校長後，由來自台灣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朱經武繼任，而現任校長陳繁昌於今年8月底離任後，將由台灣出生的美國航天專家史維接任。

「我來了香港七、八年，一直在觀察香港和大陸的互動和發展。」史維自2010年起，獲科大聘請為副校長。

他早年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修畢機械動力工程後，服了兩年兵役，後來考獲獎學金到美國密歇根大學，師從「飛彈之父」錢學森之徒Thomas Adamson Jr.，在1980年代初取得航天工程碩士及博士學位，後來更出任該校航天工程學系系主任，曾負責美國太空總署研究項目，又獲美國國防部贊助經費研究小型無人機，2001年曾研製六吋長的微型無人機，命名為「Gator」，該發明後來已改進至只有四吋長。

史維醉心科學研究，但也好思歷史哲學，他認為人生是一趟自我實踐的過程，當初之所以願意來香港科大當副校長，正是因為他有着獨特的中西價值觀。他認為，儘管有不少西方人以開明態度來探討東方，實際僅知皮毛，與此同時，東方也以西化為國際化目標，但最終發現兩者有着本質區別，故至今仍未達到真正的平衡，也未能從互動中真正認識對方。

在大灣區的發展上，史維同樣有自己一套對中港互動的理解，他說這對兩者都是挑戰。

首先，香港一直欠缺一個有動力的經濟系統，「比如說做『金融科技』好了，不是說有了『銀行』或者『計算機科學』就可以做，要有很多東西結合在一起，硬件、軟件、氛圍等等都要互動，如果香港的硬件不能支援，就要和其他地方合作，互相發揮槓桿效應。」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它也需要在其政治經濟架構當中，繼續與世界保持良性互動，而大灣區將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史維還指出，從另一方面來看，香港和大陸是很好的對照物。他解釋，「可能因為殖民歷史的緣故，香港很講究『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benchmark）』，並以此來驅動我們的政策，相反呢，中國對國際的事情，更多的是觀察，它的成長主要是靠自己內部的動力；然而，正因為此，兩者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香港必須加強內化，不能經常覺得今天英國怎麼樣、明天美國怎麼樣、我們就想要借鑑，其實我們更應該有自己的規劃、建立自己的發展策略，而中國呢，也不能一味地內化、不去跟世界溝通。」

「不能每次一提到大灣區，就把它切割成『香港』和『大陸』兩塊，然後每次都問，『香港能為大灣區做什麼』，其實這不是一個『香港能做什麼』的問題，而是『你能做什麼』、『你能在香港做什麼』的問題。」史維說，過去一碰到類似中港合作的議題，我們總花不少時間去討論「應該或不應該做」，但更務實的做法應該是討論「怎麼做」、「怎麼讓香港人獲益」。

科大於上周一（5月14日）發表的大灣區創科發展報告指，深圳早已依靠有效的創科政策，大幅提升自身競爭力，惟香港優勢卻迅速消失，正面對「創新還是滅亡」這嚴峻問題，以往的「放任」、「不干預」政策已不再適用。

談及香港創科發展，史維相對樂觀，他認為近年已有進步，政府也有承擔，社會亦開始有共識，正在努力找出口。不過，他提到，香港怕試、怕失敗，又太過講究規章制度，什麼都中規中矩，無法像初創企業那般，在混亂中激發創造力，而深圳則在發展的過程中，獲授權突破原有框架，充分展現了靈活性、適應力和傳動力。

至於香港究竟是沒有看到問題所在，還是看到問題卻不知所措，史維表示，兩者都有：「有時候，香港以前的成就反而害了自己。不管深圳成長得怎麼樣，香港好像還是一直覺得我們做得還不錯，我們每次喜歡看國際評比，說香港還是最自由城市，各方面排名都很好，沒有危機意識。」

「香港講創新科技已經不只是一兩年了，可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停留在一個討論點上，爭論做或者不做。政府也沒有設定清晰的議程，告訴我們在創科方面，要怎麼從這個水平走到那個水平；另一方面，在推動的過程中，也很受我們原本的框架所束縛，很難有突破。」史維問。

不過，他也強調，推動創科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必須由整個社會共同推進。

香港一直自詡為「知識型經濟」社會，而「知識型經濟」的基礎、資源、載體，說到底其實都是人才。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之下，若要實現區域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除了要吸引人才，還要留住人才。科大就有一番大計。

面對大灣區發展大勢，史維首度公開透露，目前正和廣州市政府協商，計劃在廣州慶盛高鐵站旁邊，建立香港科大的廣州分校。他強調，之所以有開辦分校的打算，並不是因為內地資金充裕，而是想增強科大本校區沒有的部分，更好地促成學生甚至香港與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的良性互動，創造雙贏。

「這個學校先以高質教育為主，以後讓它自然成長。但有一個前提是，我們如果要辦分校的話，它一定是一個跟香港清水灣本校區是一體的學校，我沒有興趣辦一個分校，讓那個分校自己變成一個在那邊獨立的學校。我們希望分校和本校可以發揮協同效應，可能做到我們在香港做不到的、或者比較難做的。」史維希望，兩校師生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充分的來往，而每當本校調走一位師資，就會再聘請一位同等資歷的教授，保持兩邊實力。

科大過去多年來在珠三角地區有清晰布局，例如早於1998年與深圳市政府和北京大學，成立產學研大樓，後來又與北大生物醫學院合辦醫學中心，又在佛山設有LED研發中心，在南沙則有200人團隊的霍英東研究院。

史維說，科大當年的辦校目的之一，就是要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作貢獻，所以當香港經濟面對轉型挑戰時，科大師生和香港面對同樣的挑戰，需要加強與不同持份者的互動。「從科大的角度來講，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培養人才，不管是創新或者發明，到最後還是看我們培養了什麼樣的畢業生。」史維重申，「我們要看能為學生提供什麼培訓，令他們可以增值，而不是說這些人本來已經很優秀了，就算我們什麼也不做，他們畢業以後還是很優秀。這樣的話，我們對社會是沒有什麼貢獻的。」

《香港01》曾經提出，香港應該發展高等教育產業，成為國際教育城。史維認同香港應該培養更多人才，但他也直言，在香港辦學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土地問題，「我們可以把交換生的比例從50%提高到70%、80%，但是我們沒有宿舍讓學生住。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之所以要去廣州辦分校，也和土地有關係，如果大灣區另一邊的土地可以和本校區呼應，我們就更有彈性處理宿舍問題。」

他也重申，科大無意成為大灣區內的「一哥二哥」，目標是培養好科大學生，讓他們對社會有最直接、最專業的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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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1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5月21日）《透視大灣區之人才培養——科大三巨頭的三個灣區大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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