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師、流亡領袖與性醜聞：達賴喇嘛為何引發西方輿論內戰？

4月上旬起，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陷入了輿論漩渦。

事件起於4月10日，達賴辦公室發表聲明，稱對一段影片中，達賴親吻印度小男孩、並向對方表示「吸我舌頭」的行為表示歉意，「尊者經常以天真和玩鬧的方式逗人，甚至在公共場合和鏡頭前也是如此，他對此事表示遺憾。」然輿情並未就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首先是西方輿論場，媒體普遍轉載了達賴的道歉，引發不少網民抨擊達賴「戀童癖」、「性騷擾兒童」；部分媒體在報道中暗示，達賴此舉出自西藏傳統文化、而非性訴求，「在傳統西藏文化中，吐舌禮是人們向對方表達最高敬意的一種方式。」但這一敘事同樣引發批評，例如總部位於德里的HAQ兒童權利組織便向CNN表示，「有新聞提到西藏文化中有吐舌頭的行為，但這段影片顯然與任何文化表現無關；就算真的是文化表現，那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接著是中國輿論場。達賴的相關消息向來會受網路管制，無法順暢流通，此次卻無阻曝光，自會引發諸多討論。有鑑於達賴此舉確有爭議，加上西藏與中印議題的政治屬性，網友自然一面倒批評達賴；雖說中國官媒未正式論及此事，但媒體人胡錫進已連發數篇評論，既批評達賴，也抨擊西方媒體罔顧事實，同時跟進點評達賴此前的類似爭議，包括在2016年公開撫摸美國歌手Lady Gaga的大腿遭到對方制止，以及在2018年撫摸英國女孩Tilly Lockey的上臂，並稱達賴「顯然已非初犯」。

平心而論，從過往的輿論生態來看，中國網友與媒體人抨擊達賴並不意外，真正有趣的是，西方輿論與媒體似乎為此開打內戰，展演了左右互博的殘酷拚殺。

西方如何描繪達賴

回顧此前，達賴在西方社會的形象可謂一派光明。其不只是一位藏人、藏傳佛教僧侶，在不同政治人物、荷里活明星的表述間，達賴是「我們的一員」，是精神上的父親、偉大的朋友、來自禁地的特殊存在、非暴力的烈士，雖流浪多年，卻一貫笑容和煦、充滿智慧。然這般形象不是一夕成型，而是受到政治與市場需求的雕塑。

達賴在西方的初登場，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前後，特別是其1959年逃離中國、流亡印度後，諸如《時代雜誌》等報刊通過攝影，將達賴帶入了西方讀者視野。彼時的達賴年紀尚輕，面對鏡頭笑容燦爛、體態優雅，穿著有別於周遭隨從，對多數西方讀者來說，初入眼簾的達賴涵納了各種模糊元素：東方、貴族、神祕宗教、流亡人士。

然而時值中美蘇大三角變化前夕，中蘇交惡逐漸浮上檯面，中美聯繫則私下進行。在此背景下，西方媒體儘管報道達賴、向讀者介紹其存在，卻不願過度討論西藏問題，也不願將達賴單純形塑為政治人士，因為在現實政治場域，美國正準備緩和對華關係，過度消費西藏問題可能導致計劃生變。故綜觀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達賴在西方的媒體圖像呈現，更多是穿著長袍、手持法器、主持儀式的宗教人士，而非領導「西藏事業」的政治領袖。

此一時期報道達賴的媒體，除了部分主流刊物外，還有許多歐美佛學報刊與雜誌，例如《Shambhala Sun》（現已更名《Lion's Roar》）、《Buddhadharma》與《Tricycle》，其讀者多為歐美佛教徒。從結果來看，此一時期的達賴未能讓「西藏事業」打入西方主流，卻在傳媒有意識的牽引塑造下，成功奠定自己在西方社群的「宗師」形象。

1980年代起，中美關係出現雜音，聯合抗蘇的需求也不再如過往強烈，美國開始提取達賴被覆蓋許久的政治形象，有意在西藏問題上形塑輿論戰線。此一時期，西方媒體不再執著過往的「宗師」議程，而是轉為強調達賴的政治身分：流亡政府領袖。當然，多數西方讀者對於中國的想像依舊陌生，更不知道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自也就對各方的確切爭議及訴求不求甚解。但西方媒體同樣無心於此，其最高目標，就是讓讀者一見達賴臉孔，便直覺聯想「被壓迫的西藏」，西方媒體當然知曉讀者多對於西藏歷史興趣缺缺，但在其議程塑造內，西藏本就不是應該深入探討的話題，而是一個扁平符號，與政治化的達賴血脈相連。

而這一議程迎來的第一高峰，便是1989年達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藉由這一儀式，達賴的「西藏事業」被確立為西方政治正確，其本身則被上升到近乎純潔的聖人地位：爭取民族獨立、反抗獨裁壓迫、阻卻人權侵犯，滄桑浪漫又一片冰心。簡言之，當諾貝爾獎對達賴進行「加冕」，後者的輿論待遇便註定會不同以往。

與此同時，兩部1990年代電影強化了達賴的政治形象。首先是1997年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其改編自奧地利登山者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作品，講述其於1944年至1951年在藏生活、並與年輕達賴結識相處的歲月。片中一幕呈現，因為擔憂殺死蚯蚓，故西藏苦力拒絕繼續挖土施工，達賴隨後告訴哈勒，西藏人民相信所有生物都是前世的母親，所以不能傷害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當然，只要觀察西藏諸多宏偉佛寺，便能知曉這般情節不過是東方主義的詭異展演，就連支持藏獨的西藏流亡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都批評「藏人看到會覺得荒唐可笑」，卻仍有不少西方觀眾為此感動。

接著是1997年的《活佛傳》（Kundun），其本質上便是達賴的個人傳記片，不僅西藏流亡政府成員參與製作，達賴本人亦多次同導演會面討論劇本。與《西藏七年》類似，電影同樣強調宗教的東方主義元素，例如旁白開場稱「在戰火紛飛的亞洲，西藏人一千年來一直踐行非暴力活動。」更重要的是，《西藏七年》與《活佛傳》都以「中國入侵西藏」為敘事主軸，形塑了藏人愛好和平、共產黨冷酷無情的對照框架，並強調中國統治對西藏造成的破壞，以及達賴堅持和平談判的理想光環。

達賴形象何以崩解

綜上所述，達賴之所以能在西方擁有無數正面臉孔，從佛教宗師、流亡領袖到宛如甘地（Mahatma Gandhi）般的非暴力聖雄，其實離不開國際政治的宏觀背景，以及媒體配合的精雕細琢。

正因如此，此次「性騷擾兒童」的醜聞疑雲爆發後，西方輿論場難免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且自我廝殺得比任何地方都嚴重。在部分人看來，諸如性醜聞這般負面標籤，應當是象徵邪惡的中共官員專利，代表光明的達賴絕無可能沾染，故有部分輿論第一時間選擇替達賴辯護，結果卻讓事態愈演愈烈。

首先，部分人士指稱影片經過變造，意在醜化達賴形象，是「中共慣用伎倆」，然報道此事的西方媒體無一提出此類控訴，這一攻擊自然無法持續。接著，又有緩頰聲音表示，達賴不過是與兒童玩耍時，開了「無傷大雅的玩笑」，西方媒體卻爭相報道達賴「道歉」，顯然有所偏頗。但從結果來看，此一說法依舊不能平息西方輿論怒火。

而後部分聲音決定從文化場域入手，方法就與《西藏七年》等片的東方主義如出一轍，強調「吐舌禮」是西藏傳統，並抨擊西方媒體、譴責達賴者，「是以西方視角來扭曲解讀藏族的傳統文化」。但此說反而招致更猛烈批評，部分輿論反擊稱，「吐舌」不等於「要求孩童吸吮舌頭」，更有部分輿論借此討論，藏傳佛教的部分實踐究竟與兒童性剝削有何差異？少數西方網友更聯想到「將農奴做成法器」的殘忍過往，憤而直斥西藏與藏傳佛教野蠻。簡言之，「尊重文化差異」這一說詞，明顯是發揮了反效果。

而從政治視角來看，不論達賴此舉的真實動機為何，這次風波意外凸顯一大現實：伴隨西藏情勢穩定，獨立與人權議題的操作空間漸少，西方似乎不願再如過往般，費心維繫達賴的形象工程。

論起輿論管制，中俄等國通常是各界的首要想像；但外界其實忽漏了，只要西方有意進行輿論工程，其管制與包裝力道同樣可以排山倒海，否則如達賴辦公室聲明所述，「尊者經常以天真和玩鬧的方式逗人，甚至在公共場合和鏡頭前也是如此」，代表這或許不是達賴首次對兒童「開玩笑」，那麼何以多年來「玩笑」都只是「玩笑」，沒有成為輿論譁然的「性醜聞」？無獨有偶，2016年達賴撫摸Lady Gaga大腿遭制止的片段，何以未在當年發酵，而是待到今日才一併被翻出，連帶成為話題？

當然此次仍有部分西方媒體展現維護立場，但也僅止於暗示西藏有「吐舌禮」，而非直接下場參戰，部分西方媒體更是藉由採訪學者，指出西藏文化並無「要求孩童吸吮舌頭」這一傳統，顯然是想搭起輿論防火牆，避免自己同達賴玉石俱焚。如此態勢，明顯與1990年代前後，達賴獲諾貝爾獎、參與《活佛傳》的眾星拱月氛圍相去甚遠。

而上述現象，除了反映西方對西藏議題的意興闌珊，或也折射出西方「人權青年」的世代交替。如前所述，達賴是1980前年代起，才被西方輿論場積極政治化，當年的青壯世代或多或少都受此氛圍浸染，對達賴留下了絕佳印象，同時對自己從未涉足的西藏寄以同情；但對如今的互聯網「人權青年」來說，其更關注身分政治相關話題，為了難解的種族與性別辯論鎮日糾纏，論及時事，也是俄烏戰爭更有流量。在其看來，新疆、阿拉伯之春或許都有些許過時，更何況年代久遠的西藏議題？而網路輿情的沸騰，也多少會令西方媒體有所顧忌，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維護達賴。

歸根結柢，是西方政治與輿論市場的需求變化，導致了達賴的形象流轉。眼下中美博弈仍在繼續，但西藏已非主要戰場，達賴的「完美無暇」自也就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