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勳：動搖美國國本的八大危機｜專家有話說

本文整理自中國政治大學副教授王建勳在2020年美國大選前的講座。如今，王建勳教授的預判幾乎全部成為現實——這八大危機正在呈擴大化趨勢，並且因其後現代文化的強勢輸出，它們已經成了全世界的危機。

撰文：王建勳　中國政治大學副教授
編輯：千字君

今天的話題是「美國當下面臨的八大挑戰」。這些挑戰是集中爆發的，卻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一百多年來，各種社會思潮對美國傳統價值觀造成衝擊後的結果。

美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美國人在當下的選擇，對其國運的影響絕不亞於建國和內戰，並且一定會深刻改變世界局勢。

（一）種族問題

過去這些年，種族問題再度爆發，BLM運動甚至發展到打砸搶燒的地步。所以，美國真的有種族歧視嗎?

從法律制度上來講，美國現在沒有種族歧視，沒有任何不利於黑人的法律條文。

相反，美國現在是白人和亞裔受到歧視——以「糾偏行動」為名的逆向歧視。

在政府招聘、企業招工時，要給少數族裔特殊照顧。特別是大學招生，要對黑人學生降低分數、預留配額。有研究表明，白人學生考大學的難度是黑人的6倍，亞裔更高。

給黑人這麼多特權，難道不是對其他種族的歧視嗎？有人會說：這不是歧視，而是糾正他們曾經遭受的不公。

奴隸制當然是一種罪惡，但是一種新的罪惡並不能消弭此前的罪惡。正義原則講究罰當其罪、誰犯法誰擔責——你不能說 「你的祖宗殺人犯法，所以判你蹲監獄，你冤麼？裏面的中國人比你更冤。」

美國當下的種族歧視，只剩下文化和心理的歧視。它存在於任何膚色、群體之間，甚至任何個人之間：富人歧視窮人，城市歧視農村，長得漂亮的歧視長得醜的……這種歧視無法體現在規則上，而且無法消除。

美國國父們也曾有同樣的擔憂。他們也想立即廢除奴隸制，但最終不得不向現實妥協。當時由於信仰、文化等方面的衝突和差異，他們根本不敢想象黑人與白人能夠正常地生活在一起。

他們花錢把自由的黑人送回非洲，建立了新的國家——利比里亞（Liberia）。這個國家照搬了美國的法律，卻無法照搬美國的民情，結果那裏陷入長期的專制和內戰，至今沒能實現有效的治理。

說到底，人格歧視是人性中固有的惡。你可以通過教育、輿論抵制它，但絕不可能靠政治強制、激進革命清除它。你只能夠交給歷史甚至上帝去解決。過度聚焦，只會適得其反、引發災難。

（二）政治正確問題

在今天的美國，一個科學家如果膽敢發表「某種族智力偏高／低」的研究成果，一定會被辱罵、失業，甚至社會性死亡——哪怕你拿出數據說「這是嚴謹的科學研究」。

膚色、種族、信仰、性別……這些可能涉及歧視的描述，統統不能說。發展到最後，就連矮、胖、老、同性戀……這些事實描述的詞句，都像皇帝的名諱一樣，成了徹底的禁忌。

政治正確淹沒了事實正確，對言論自由、規則公正造成了巨大沖擊。

大學裏選拔某種名額要講政治正確，要有一定的黑人、女性比例等等，要考慮所謂多樣性。

儘管這種一味追求「種族多樣性」的理念，一直在破壞自由學風、消滅價值觀的多樣性，絕大多數大學還是把它奉為辦學思路，並且被很多外國人爭相效仿。

就在早前一段時間，芝加哥大學地理系的一位教授，因為對多樣性的問題提出了一些質疑，隨即遭到學生聯名舉報，要求校方對他審查、解聘。

美國大學流行攻擊保守派學者。一些左翼人士，肆無忌憚地破壞教學活動和學術交流。

2017年，保守主義學者、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查爾斯·莫瑞，受邀請到一所大學發表演講，遭到大批學生的吵鬧抵制，不得不改為視頻演講。演講結束後，學生又暴力阻撓他離開，導致一名保護他的教授受傷入院。

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是政治正確氾濫成災的縮影。

近年來，全美範圍內掀起了類似中國「破四舊」的運動。

耶魯大學把卡爾霍恩學院改名為格雷斯·霍珀學院，很多地方甚至把華盛頓、林肯、傑斐遜的雕塑都悉數摧毀。因為他們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如果要把美國國父全都批倒批臭，那是不是要因此廢除他們制定的憲法、推翻美利堅合眾國？可見政治正確已經到了要否定歷史、顛覆國家的地步。

就連一貫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也難逃政治正確的襲擾。

納斯達克對三千多家上市公司提出了荒唐的要求——董事會成員裏必須至少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數族裔，或者一位LGBTQ（性少數群體），目的是「增加管理層的多樣性」。有3/4的企業都無法滿足這一要求，他們面臨着艱難的選擇，或許會因此轉投海外，甚至停止經營。

從前，只有專制國家才有配額制：選代表有配額，逮捕判刑有配額，吃飯生孩子有配額……如今竟然連美利堅都開始流行了。

（三）移民問題

美國現在有至少1,100萬非法移民，相當於歐洲好幾個國家人口的總和。有人主張讓他們一夜之間拿上綠卡、成為美國公民。這等於你認可非法入境，那麼你是要放棄法治嗎?

就算不計較非法入境，這些人可以無條件吃福利嗎？還有就業、治安、教育、醫療……如何解決？這些都需要納稅人、執法者付出巨大代價。

很多人總有一個誤解：美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嗎？本來就應該歡迎移民啊。

的確早期的移民大多來自歐洲，特別是基督教國家，他們價值觀與美國人高度相似。他們接受美國「大熔爐」的觀念，主動拋棄原先的身份認同，願意被同化吸收。

但是今天很多人對「大熔爐」持反對態度，認為美國應該是一個沙拉拼盤、文化馬賽克。尤其是二戰後湧入美國的亞非拉移民，在語言、文化、價值觀上都和美國人差異巨大。文化多元主義興起後，他們更是頑固地拒絕融入美國。

這導致美國出現了部落化的傾向，各種各樣的亞群體對國家認同、道德法律都形成嚴重衝擊。自內戰以來，美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巨大的社會撕裂。

美國的國父們在建國初期，就預見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一方面他們大都歡迎移民，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擔心，不同信仰的移民湧入過快，會導致立國價值觀被稀釋。

有機構預測，在不遠的將來，歐洲白人的後裔將成為少數。到2050年拉美移民將會達到1.12億，佔到總人口的28%。

在亨廷頓和托克維爾看來，沒有清教徒為主體的民情，就算把美國的憲法、制度抄過去，也不能有效實施——美國恐怕會變成另一個墨西哥，甚至利比里亞。

（四）社會保障問題

現在聯邦的醫保花費已達1.2萬億美元，佔到整個聯邦支出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社保，佔聯邦支出的一半多。一些人還不滿足，要求全民免費醫療，向歐洲福利國家看齊。

喜歡福利的人會說，這不是挺好嗎?但是，錢從哪裏來？現在聯邦政府是搞赤字，大舉借債。

2020年，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是3.42萬億美元，而支出是6.55萬億美元，一年的赤字就達到3萬多億美元。當然這一年很特殊，因為瘟疫。但是從總趨勢看，財政赤字一直在擴大，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

美國國債已經超過25萬億美元。奧巴馬任期內就增加了12萬億，而在他之前，美國總共只有8萬億。如果拜登上台，國債應該會增加得更多更快。

除了借債、印鈔，一些民主黨人還要求把個人所得稅率提到60%甚至70%。加稅會導致企業大量倒閉——本來你想幫助弱勢群體，結果是讓他們沒了工作，再無脱貧希望。

再加上環保要求，企業的成本越來越高，財政開支越來越大。「綠色新政」即便只是部分實施，對美國經濟也是致命的，有人估計將達50至90萬億——相當於每個家庭60萬美元。

一對夫妻生第一胎，這個孩子生下來就負債20萬美元。把幾十年後子孫後代的錢全花光，這樣的制度公平嗎？這樣的國家還有希望嗎？

福利、財政規模過大，另一個副作用就是政府機關不斷膨脹。為了完成更多徵稅、發福利的任務，公務員隊伍越來也龐大，預防腐敗的成本也越來越高。

不斷有人警告聯邦政府會破產。福利開支導致的財政問題，已經成為關乎美國生死存亡的問題。

吃福利就像吸毒，誰敢削減福利，誰就會被吃福利的選民趕下台。所以現在兩黨都不敢得罪要福利的這些人，尤其民主黨喜歡討好他們。

今天的美國，不是共和黨太右，而是民主黨太左，全美國都在左轉。現在的政治已經不是一種原則政治，而是利益政治，這在一百多年前是不可思議的。

19世紀末，德州遭受旱災，一些國會議員要求用聯邦財政提供救濟。但是民主黨出身的克利夫蘭總統否決了這項法案，他說：「聯邦憲法沒有賦予我們聯邦政府救濟窮人的權力，我們也沒有這項義務。」

美國已經很難遏制福利陷阱、政府膨脹的問題。並且，疫情加快了這一進程，很多國家也在效仿。

（五）貧富差距問題

美國人沒有吃過全民大鍋飯，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後果缺乏認識。

反資本主義人士，動不動就會說企業家的財富過多。他們不關心企業家創造了多少財富、解決了多少就業，為消費者帶來了多少商品和服務。他們就盯着富人的財產，覺得掙這麼多錢肯定是不公平的。

從前的平等，是權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天人們卻要實現所謂的「經濟平等」。

美國兩黨的分歧，經常表現在要不要對富人加稅，要不要擴大再分配。

如果比爾·蓋茨像你一樣是低稅率，那他已經交了很多稅了，因為他基數大。但有人還不滿足，讓他交70%的稅。

所以，掙錢多是一種罪過嗎？殺富濟貧的正當性在哪裏？

如果政府強拆你的房子，你會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如果讓政府通過稅收剝奪富人的財產，這就合理嗎?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如果連富人都保護不了，它還能保護窮人嗎？在那樣的社會，除了手裏有權的人，沒有人能致富，窮人永無出頭之日。

有人會說，企業家佔用了更多的社會資源。這是無稽之談。他們使用的工廠、水電、勞動力，都是花錢買來的。他們付出了代價、承擔着風險——工人只要幹活就可以領工資，但企業家的產品如果賣不出去，他敢說「因為虧損了所以不發工資」？所以，不能因為人家盈利了，就嫉妒、歧視人家。

19世紀以來，由於左派哲學的加持，人們為自己的嫉妒找到了理由，認為資本主義就是造成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

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零和博弈——「資本家剝削工人致富，工人越來越窮」。但事實上，資本主義是一種多贏局面：消費者的生活改善了，資本家才能致富，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資本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能夠改善所有人生活的唯一的制度安排。在過去兩三百年當中，正是資本主義讓人類財富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你很難想象，今天美國普通的藍領工人，他的生活舒適程度，遠遠超過中世紀的任何一個國王。

一百多年來，人們嘗試用其他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包括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主義，沒一個成功的。相反，那些相信烏托邦畫餅的國家，無一不是貧窮落後，通往奴役之路。

那些痛恨資本家、聲稱要消滅資本主義的人，在把資本、財富據為己有之後，又形成了新的權貴階級——他們造成的貧富差距更大，而且幾乎無法改變。

美國曆史上沒有社會主義，但現在竟然出現了社會主義的總統候選人。像桑德斯這樣的人，在年輕人中很有市場。他主張全民醫保，還說要免除所有大學生欠的貸款——那可是1.6萬億美元，錢從哪裏來？

選民們很喜歡聽這種人畫餅，他們不關心自由和未來，只看重眼前的利益。

（六）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

這個問題沒有妥協的餘地，因此它導致的撕裂也是最嚴重的。

保守主義者從捍衛美國基督教傳統的角度，主張胎兒的生命權，反對自由墮胎。而民主黨人認為時代不一樣了，應該允許自由墮胎、自主定義性別。這樣的爭論和撕裂將一直持續下去。（千字君注：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的裁決，使墮胎成為合法化，但保守派佔主流的州仍在民間頑強抵制。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宣佈推翻1973年的裁決，取消憲法規定的「墮胎權」，並將墮胎合法性的判定權交還各州。）

隨着宗教傳統的式微，婚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性越來越低。同性婚姻「合法化」，對倫理、人心造成的衝擊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同性戀可以結婚，那麼群婚是否可以？近親結婚呢？婚姻的邊界、婚姻的意義是什麼? 被同性戀家庭收養的孩子，憑什麼要無端承受這種家庭帶來的壓力？……這一系列問題都是無解的，至少是人類目前無法回答的。

奧巴馬時期通過了「廁所法案」，規定一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性別認同」來自行選廁所。你作為家長，能夠接受變性人和你的女兒共用廁所嗎？

還有更極端的案例，比如一些人把私人醫院告上法庭，因為醫生拒絕為他們實施變性手術；在俄亥俄州，一對父母因為拒絕付錢讓17歲的女兒服用變性藥物，被法院剝奪了監護權……

（七）國際關係問題

拜登上台，國內政策的阻力一定非常大，外交一定是他努力的重點，所以這也是變數最大的問題。

首先，拜登會不會改變特朗普的國際貿易策略？特朗普在過去幾年推行的是有條件的全球化，因為他認為無條件的自由貿易有諸多弊端。

例如在今天，在美國沒有正常人會主張跟朝鮮、伊朗或者俄羅斯進行自由貿易。因為那是助長獨裁政治，讓他們成為美國和自由市場的對手。

其次是地區和平、國際安全的問題。在最近幾任政府中，特朗普是唯一沒有發動規模戰爭的。但是在他的任期內，伊斯蘭國被消滅，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實現和解，這很了不起。

拜登最近透露說，不會像特朗普一樣退出伊核協議。那麼，他會不會延續奧巴馬的策略？奧巴馬給了伊朗幾千億美元，沒能阻止伊朗的核實驗。還有朝鮮，金正恩會不會繼續核試驗?

更多人關心的是，中美關係將會走向何方？我的感受是，儘管具體走向現在仍然未知，但兩黨對中國可以說有了某種程度的共識，會改變幾十年來的對華態度。

（八）對美國憲法制度的挑戰

這是美國當下面臨的最重大、最艱難的挑戰。

美國的政黨競爭一直很激烈，這當然比專制更優越。但隨着大眾民主的來臨，黨派鬥爭越來越極化——為選舉而選舉，為掌權而掌權。

比如最近，特朗普新任命了一位大法官。民主黨人立即提出，最高法院裏的保守派法官太多，對民主黨不利。

憲法並沒有規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1869年以後固定成九人。羅斯福曾經因為不滿最高法院的裁決，試圖增加大法官以控制法院，儘管他失敗了，但後來仍然使最高法的裁決受到壓力。

民主黨的一些議員呼籲拜登：即便無法增加大法官的人數，也要遏制保守派大法官的影響。

還有一些人試圖改變大選制度。美國總統的產生方式不是直接選舉，而是由「選舉人代表大眾投票」的間接選舉。選舉人都是工具人，不得違背大眾選民的計票結果。

每個州都有兩名參議員，而眾議員的人數則是按照人口比例設立。每個州的選舉人數量，就等於該州參、眾議員的人數之和。除幾個單獨計票的州，大多數州都採取「贏家通吃」的計票方式——某位候選人只要獲得該州半數以上大眾選民的直接投票，就可以包攬該州所有選舉人票。全國538張選票匯總後，如果某位候選人得票超過半數（270），就能夠入主白宮。

很多左派人士認為，這種間接選舉仍然不夠民主，應該讓大眾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總統，總票數最多的候選人，就是最能代表國民的領袖。

但其實，國父們當初設計的大選制度，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兼顧了民主與共和的原則。

美國是個大國，直接選舉成本高、動盪大，民眾容易受激情裹挾；另外，美國是聯邦制，各州對聯邦的制衡舉足輕重。如果實行直選，人口少、面積小的州可能就很難出總統，這樣選出來的總統既缺乏代表性，又很難協調各州的利益關係。

很多人不考慮實際效用，一廂情願地認為「越民主的制度越好」，恨不得把「多數人永遠正確」寫進憲法。但是，不同場合的多數和少數總是相互轉換的。另外，被少數人利用、篡奪的「多數派」，在人類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

美國的制度兼顧了平等與精英、民意與正義，是開人類歷史先河的分權制衡機制。但是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趨勢正如托克維爾所預言，青睞精英、貴族精神的共和制度，逐漸被民主侵蝕。

美國國會是兩院制，參眾兩院相互制衡。從前，參議員是由各州議會選舉產生的，眾議員由選民直選。這樣的制度設計非常精巧：參眾兩院議員的產生方式不同，是為了儘可能讓兩者的權力來源有所區別，從而形成進一步的分權制衡。

自建國之初，美國國會就與總統府、最高法並列為最高國家機關，掌管着修法、稅收的權力。國會實行兩院制的優勢在於，議員們在面對總統、法院、選民時，可以相互制約——所有的法律，都必須同時經過參眾兩院同意才能通過；這樣的議稅機構，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公正、長遠、符合人性。

但是近幾十年來，為了迎合大眾民主，美國憲法已經做出了一些改變。憲法第17修正案規定，參議員也由選民直選。這樣一來，參議員和眾議員的產生方式變得雷同，他們相互制衡的作用就會打折扣，「一個鼻孔出氣」的可能性卻大大提高了——這將會給一些野心家帶來集權的機會。

今天美國的兩黨之爭、社會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觀念、文化上的衝突。特別是對基督教、有限政府的看法，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看法。這些觀念上的根本分歧，甚至可以說是美國積累了幾個世紀的全面文化戰爭。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中美學者智庫」微信公眾號。文章內容僅反映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