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南北戰爭的最大誤解：奴隸、自由與統一

1865年4月9日美利堅聯盟軍總司令羅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年）向聯邦軍指揮官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投降，標誌着為時四年、犧牲62萬人的南北戰爭終告結束，但這場內戰的起因與影響，至今仍在撕裂意識形態各異的美國人民。

譬如許多南方州依舊懸掛聯盟（Confederacy，南方邦聯國）旗幟，或豎立聯盟軍政要員的銅像；肯塔基州法院大樓外近日升起聯盟國的第一面國旗，結果引來批評；密西西比州州長里夫斯（Tate Reeves）於2020年4月3日公告本月為「聯盟遺產月」（Confederate Heritage Month）的舉措，更引起兩派人馬的不同反應——聯盟士兵遺孤組織（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欣喜地高喊「上帝保佑聯盟國士兵。他們永不應被遺忘。上帝是我們的辯護者！」，《密西西比大學報》（The Collegian）編輯凱爾（Kyle Hamrick）則嫌惡地批判道：「美利堅聯盟從墳頭外回來了，彷彿新冠病毒還不夠糟」。

無論各派對美國南北戰爭起因的解釋有多殊異，舉凡奴隸制存廢、州權、經濟衝突等等，但唯一不能否定的，即美國的主權與領土統一在此戰得到徹底鞏固，對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來說這始終是首要之務，廢奴反倒不是最該優先解決的問題。

廢奴主義者恐怕不樂意淡化奴隸制對南北戰爭的催化作用，深怕這會連帶抹去蓄奴的罪惡。但實情是林肯從不是為了道德人權出兵平叛，且也只有國家分裂的危機消失後，才能保障全面廢奴的可行性。

林肯本身厭惡奴隸制，但不願在法制上太快廢除，以免激起南方的反彈，因此渠反對廢止1850年通過的《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在1858年競選參議員時，也對不同地方的群眾發表自相矛盾的演講。渠一面向芝加哥人說道「所有人生而平等」，一面卻向查爾斯頓（Charleston）居民宣稱：「我從來不贊成白人和黑人以任何方式獲得社會和政治上的平等，我從來不贊成給黑人投票權……我贊成將高人一等的地位給予白人」，而現場聽眾則回報以熱烈的掌聲。

也因這種「靈活」的温和立場，林肯被共和黨推選出來競選總統，共和黨認為此人應能緩和南方獨立的念頭，但南方州依舊警告林肯一旦當選將脱離聯邦。故林肯勝選後，立刻發表演說安撫南方：「我無意直接或間接地在有蓄奴制的州裡干預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沒有這樣做的合法權利，而且我也沒有這樣做的意願」，同時強調美國的不可分割：「我認為這些州所組成的聯邦是永久性的……任何州均不得僅由自己動議，即可合法脱離聯邦……我認為依照憲法與法律，聯邦是不可分裂的；我將盡我所能，務使聯邦法律在所有各州得到忠實貫徹，這是憲法本身明文規定責成我這樣做的」。

因此當南方州執意自組「美利堅聯盟國」後，林肯立刻認定這是反叛，並繞過國會授權逕自派軍平亂，同時其呼籲人民參軍的理由也是維護聯邦而非廢奴。1861年美國國會肯定林肯的舉措，並通過決議宣稱戰爭目的「不是為了任何征服或者鎮壓目的，也不是為了推翻或者干涉南部諸州的權利和現存制度，戰爭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存聯邦」，明明白白地宣告國家統一的優先性與必要性，奴隸制存廢根本不是最大起因。林肯與國會也沒打算在內戰中順勢廢奴，以免斷絕擁護奴隸制的南方州回到聯邦懷抱的任何希望。

故美國國會於1861年8月通過《沒收法案》（Confiscation Act），允許向聯盟軍作戰的黑奴可獲得自由時，林肯便表示反對，渠認為這很可能激使未加入美利堅聯盟的肯塔基、馬里蘭、特拉華、密蘇里等四個蓄奴州也跟着脱離。而當林肯聞知聯邦軍將領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émont，1813─1890年）在密蘇里州沒收叛亂者財產並釋放黑奴後，也立刻解除其兵權。廢奴主義者對林肯的行為頗不諒解，《紐約論壇報》（New-York Tribune）創辦者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年）還寫信質問道「您已經過多地被議會中那些來自邊境地區蓄奴州的政客們所左右」。

不過林肯回信辯稱：「我的最高目標既非挽救奴隸制度，亦非摧毀奴隸制度，而是拯救聯邦。如果無須解放一個奴隸就能拯救聯邦，那麼我將不會解放一個奴隸；如果必得解放所有奴隸方能拯救聯邦，那麼我將會解放所有奴隸……如果說我對奴隸制和黑人做了什麼，那是因為它有助於拯救聯邦」。這更是清晰地表達：廢奴與否僅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手段，後者才是戰爭的起因與目的。

也正因如此，所以林肯在廢奴的腳步上一直前進得很慢，甚至起初還不肯同意黑人加入聯邦軍隊，以免傷害白人士兵的自尊。還有知名將領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一開始也不願接納黑人士兵，甚至曾把逃亡黑奴送回主人身邊，但他對南方的反叛又是咬牙切齒地痛恨。

謝爾曼曾恫嚇道：「我們能讓戰爭可怕到在南方人再次動武前厭惡戰爭好幾個世代」，並實施極慘烈的焦土作戰，下令不留半點資源給南軍。儘管手段嚴苛，但謝爾曼表示從不覺得該道歉，林肯也稱許謝爾曼的戰功。這在在顯示，比起解放黑奴，阻止分裂才是當時聯邦的最高目標。

重新梳理這段歷史，就能解釋何以直到1863年1月1日林肯才公布實施《解放奴隸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且僅宣告叛亂州的奴隸可得自由，同時又允許叛亂州在百日內若放下叛旗將可保留原有制度，直到1865年12月美國憲法通過第13條修正案後才正式全面廢奴。林肯對此直言不諱地承認：「解放奴隸會給我們帶來在南方土地上生長起來的20 萬人，它還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東西，也使敵人減少同樣多的東西」，彰顯唯有解放黑奴可幫助聯邦打贏戰爭後，林肯才願意促成。同時他又留下後路讓叛亂州歸附與安撫蓄奴的前述四州，就是要儘可能以最低成本加速國家統一，而非徹底顛覆改造南方的社會制度與生產方式。

但這無損於林肯的偉大貢獻，畢竟美國在其領導下免於分裂，又防止英法等國藉機重新殖民北美的陰謀。再說也只有在統一國家與強化的聯邦政府權力下，廢奴政策才能進一步鞏固。且內戰結束後，美國經濟得到空前發展，1890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農業，1894年更超越英國躍為世界第一，顯現停止內耗的美國能釋放的潛力有多麼巨大。

只是飽嘗內亂之苦的美國，竟挾着重建後的巨大能量，走向海外擴張之路。1898年美國國務院聲稱「不斷擴大我國產品的海外銷量，已不再僅僅是一個貿易問題，而且變成每個政治家都必須予以關注的嚴重政治問題」，更呈現其寄望國內資本宰制國際秩序的帝國主義本質，至今美國仍秉持這項原則指導其外交政策，由此引發與不少國家的摩擦。

最重要的是，美國誓死捍衛自身統一，但對他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就沒那麼尊重，譬如策動巴拿馬自哥倫比亞獨立、分割朝鮮半島、阻止南越舉行普選實現統一、分裂南斯拉夫聯盟，介入中國內戰、至今仍強橫指點台海問題等等。美國對此的干預藉口幾乎是千篇一律的保障「自由」或「民主」云云，但若用同樣的尺度去評價林肯，他肯定是個不尊重南方州「自由民主」的「獨裁者」，實在是一種歷史的諷刺。從這種雙重標準也顯露另類的「美國優先」：即只有美國的國家統一與主權不容挑戰，至於其他國家──端視有無觸犯美國利益再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