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走塑．上】盧旺達膠袋封殺令　「像毒品一樣的違禁品」

「在這裏，膠袋就像毒品一樣。」駐守盧旺達（Rwanda）與鄰國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下稱民主剛果）接壤邊境的關員Egide Mberabagabo說。除了負責邊防之餘，Mberabagabo還要金睛火眼監控每一位過境人士，目標不是偷運血鑽、黃金或者是毒品的走私販子，而是被盧旺達政府雷厲風行地打擊的「違禁品」─膠袋。他的職責就是杜絕所有國外膠袋流入盧旺達。對於他來說，偵查膠袋的工作像緝拿毒犯一樣，牽連重大─這關乎到盧旺達行之逾十年的重要國策成敗！

早在2008年，盧旺達便嚴禁入口、製造、販賣及使用膠袋，被認為是實施膠袋禁令的成功例子。盧旺達是非洲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早年推出《願景2020》發展藍圖，希望盧旺達在2020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帶領發展區內經濟。

卡加梅（Paul Kagame）：盧旺達第六任總統，自2000年上任至今，被認為是結束盧旺達大屠殺的其中一位反抗力量領袖。身為圖西族人的卡加梅在大屠殺後出任副總統和國防部長，其時已被視為實際上的領導人。當時他面對的最大難題無疑是處理兩族和好工作。為避免圖西族向胡圖族復仇，卡加梅提出「全國大和解」政策，例如採取名為「賈卡卡」（Gacaca）的社區法庭機制審理大屠殺時期的案件，盡可能促成民族和解。

除了發展高端產業，卡加梅更提出要「清潔國家」，以各方面的潔淨措施吸引外國遊客和投資者，靠外資推動國內經濟發展。膠袋禁令便是清潔大計中的其中一環，盧旺達亦因此成為非洲「膠袋革命」的先鋒。

抹掉血色　盼邁向綠色新世紀

一般人對於盧旺達的印象通常都比較負面，這或多或少歸因於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盧旺達大屠殺。駭人聽聞的慘劇不但成為盧旺達人的集體悲劇回憶，而且震驚世界，讓一代人無法忘卻。

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當地胡圖族針對圖西族的種族滅絕行動。圖西族是盧旺達殖民時代少數的統治階級。1962年盧旺達獨立後，在政府控制的媒體煽動下，佔全國約八成人口的胡圖族與圖西族的爭端持續升溫。1994年4月胡圖族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飛機被擊落，成為大屠殺事件的導火線。接近四個月的大屠殺，保守估計至少有50萬人被殺，當中除了圖西族人，溫和派胡圖族人亦遭殺戮。

卡加梅自新世紀之初上任後，便集中所有資源發展經濟，並制定了「清潔城市」的國策，務求讓盧旺達擺脫大屠殺留下的陰霾，向綠色城市的目標進發。

位處東非*大湖區（African Great Lakes）的盧旺達依山畔水，自然旅遊資源十分豐富，卡加梅意識到盧旺達的旅遊業發展潛力巨大，故一直想配合「清潔城市」的國策，整理市容，做好綠化，讓海外遊客不會再將盧旺達與「悲劇」連成等號，而是將其想像為一個先進清潔的國家。近幾年，不少外國旅行社便將盧旺達形容為「非洲的綠色心臟」，聯合國更表揚盧旺達首都基加利（Kigali）為「非洲最潔淨的城市」。

大湖區（African Great Lakes）：指東非大裂谷周邊湖泊一帶地區的地理總稱，包含的湖泊包括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坦干依喀湖（Lake Tanganyika）等。區內國家包括盧旺達、民主剛果、布隆迪（Burundi）、肯尼亞（Kenya）、馬拉威（Malawi）、坦桑尼亞（Tanzania）和烏干達（Uganda）。

要發展「清潔城市」，當然不能一蹴而就。卡加梅早年先以基加利為中心作試點。除了在全國推行膠袋禁令外，基加利居民每月還需強制性參與社區清潔運動，連總統卡加梅也不例外。

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數據，現時有34個、即超過六成非洲國家已經立法徵收膠袋稅或禁止使用膠袋，比起歐洲的29個國家還要多。除了盧旺達之外，厄立特里亞（Eritrea）、喀麥隆（Cameroon）、塞內加爾（Senegal）及肯尼亞等國也全面禁止製造、入口、派發及使用膠袋。

由於卡加梅上任以來一直希望把「清潔城市」計劃擴展至全國，且讓盧旺達成為非洲先進強國，所以在政策推行上可謂「下重藥」。要禁令行之有效，自然需要加強執法力度，以懲罰性的措施遏止膠袋。但這意味着執法人員的權力將會進一步加大，不少人擔心膠袋禁令會淪為警員合理化濫捕的藉口，隨時隨地威脅市民應有的公民權利。

盧旺達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成員Lewis Mudge指出，過往政府為求落實清潔城市的各項措施時，已默許警察部隊抓走街邊小販、街童、性工作者及乞丐等，並將他們送到拘留中心。有人甚至會在拘留中心內被執法人員虐打，或被扣留在環境惡劣的空間。

難怪當地人表示，政府要清除「街道上的垃圾」，不只是指死物，還有被政府認為「對社會沒貢獻」的人。面對膠袋禁令嚴厲的執法力度和懲罰方式，難免令人擔心執法當局會過度規管個人自由。

膠袋禁令對保護環境當然有莫大裨益，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及已推行禁令的地區成效來看，未來加入「膠袋革命」大軍的非洲國家只會愈來愈多。但在威權統治盛行的非洲國家，膠袋禁令會否成為公權力過度規管個人自由的正當化理由，成真正擔憂。

禁之不絕 走私膠袋現象普遍

在禁令推出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在盧旺達見到膠袋嗎？其實可以想像，即使邊境守衛再多，總會有漏網之魚。記者Sophie Pilgrim在2016年訪問盧旺達小鎮Gisenyi的婦女Umutoni Magambo（化名），Magambo透露如果把黑市價值30美元的膠袋，從民主剛果帶到基加利，便可以賺取10美元─相當於一星期的國內平均工資。

走私膠袋在當地可說是普遍現象。對平民百姓來說，膠袋有其實用性，譬如用來盛載菜肉、鮮魚比其他容器方便。此外，一般老百姓走在街上，執法當局總不能隨便搜身。於是禁了這麼多年，膠袋也沒有在盧旺達絕迹。

33歲的菜販Beatrice Rukundo向Sophie表示，菜肉市場的攤販不時「偷雞」以膠袋盛載菜肉。「如果我們不提供膠袋，許多顧客都會到別處買。」 Rukundo無奈地說。實際執法上的困難，成為了盧旺達膠袋禁令的天生缺陷。

當然，禁令也不是形同虛設。Magambo承認，偷運膠袋絕對需要承擔高風險，她的朋友便因偷運膠袋而被當局逮捕，最終被判監六個月。不過，膠袋的供求仍然十分龐大，這門黑市生意，禁也禁不絕。

上文節錄自第17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9日）《膠袋革命來臨　「走塑」風潮席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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