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動大選的杜拜航空事件 能不能拯救內塔尼亞胡與以色列?
9月30日,杜拜航空發生副機師刺傷機長、企圖墜機,但被乘客與機組人員力挽狂瀾的驚險事件,衝突的政治效應也隨後發酵,那就是與10月27日的以色列大選相互連動。
首先,由於這架飛往以色列的班機共有174人,其中大多數是以色列公民,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因此讚揚機上各方,「成功阻止了一場911災難」,並稱如果這次事件未被阻止,將不只是以色列的災難,也可能影響全球航空業,接下來調查人員將查明疑兇有否同黨或伊朗關聯。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Israel Katz)則直接將事件定性為「聖戰恐襲未遂」。
無獨有偶,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在10月1日表示,德黑蘭很可能是杜拜航空機長遭襲擊事件的幕後黑手。特朗普甚至強調,一旦前述說法被證實為真,伊朗將遭到「猛烈重擊」。
再來,由於內塔尼亞胡曾在此前宣稱,「有跡象顯示以色列的敵人可能在10月27日大選前發動襲擊」,卻未交代任何詳情,這次事件因此成了某種「預言實現」;反對派領袖拉皮德(Yair Lapid)則批評,不該令公眾無理由陷入恐慌,並稱內塔尼亞胡在空軍基地拍攝的只是競選片段,若真憂心安全,應先徵召軍方所需的1.5萬名極端正統派教徒入伍,並強調大選將如期舉行。
顯然,事件本身正在成為以色列大選的一環,只是內塔尼亞胡用以強化安全敘事,反對派則不希望前者因此得利。而這就反映以色列當前的大選概況:內塔尼亞胡陣營與反內塔尼亞胡陣營陷入膠著,以色列的混亂困境則由此看不到盡頭。
充滿不確定的僵局
首先觀察以色列大選走向。
在以色列國會一共120席的背景下,執政聯盟至少要跨過61席的過半門檻。但根據以色列第13頻道的最新民調,大選結果極可能走向「都未過半」的政治僵局:在單一政黨層面,以色列國防軍前總參謀長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領導的亞沙爾黨(Yashar)以22席居首,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Likud)則以18席排名第二;在陣營層次,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政黨聯盟預計贏得51席,反內塔尼亞陣營預計贏得52席,雙方都與過半的61席有一點距離。
而其餘席次,則預計集中在聯合名單(Joint List)、拉姆黨(Ra'am)等阿拉伯政黨手中。但不論是內塔尼亞胡陣營、艾森科特領導的反內塔尼亞胡陣營,都在光譜上偏處右翼,且已表示不會與前述阿拉伯政黨組成執政聯盟。換句話說,阿拉伯小黨雖然身為「關鍵少數」,卻很難真正加入任一陣營。
這或許就解釋了9月以來的新發展:9月23日,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禁止拉姆黨、聯合名單黨參加大選,引發了兩黨的強烈批評,稱這將阻礙「代表超過125萬選民」的阿拉伯公民投票,並且隨後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從形式上來看,這反映2023年加沙戰爭、2026年伊朗戰爭爆發以來,國家安全議題對於日常政治的侵蝕,導致阿拉伯政黨愈發舉步維艱;不過從現實政治的邏輯出發,這或許不能排除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政治算計」,也就是盡可能削弱「礙事的關鍵少數」,接著進入與反內塔尼亞胡聯盟的生死決戰,再設法勝出組閣。
可是即便這種「暗黑兵法」能夠奏效,以當前的民調分布來看,大選結果也有極大可能會是差之毫釐的「伯仲之間」。而依照以色列慣例,如果大選出現陣營對立但都能未取得過半,總統將輪流授權各方進行42天的組閣嘗試。換句話說,如果內塔尼亞胡希望延續執政,就不只要在大選中盡可能縮小與反對陣營的差距,還必須在組閣階段成功組建超過61席的過半聯合政府。
只是如前所述,從以色列當前的政壇對立、政治極化來看,要形成穩定過半的聯合政府,其實相當不容易。回顧1984年的以色列大選,工黨與利庫德集團同樣獲得超過40席的好成績,最終也成功達成條件交換,同意組建多達97席的龐大聯合政府,維持了一定時間的穩定執政。
可是今時不同往日,在工黨已經解散併入民主黨、利庫德集團同樣衰弱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壇的多黨趨勢愈發明顯,傳統大黨也不再能夠一騎絕塵,這點從以色列近年的政府組成就可觀察一二:2021年短暫中斷內塔尼亞胡執政的反對黨政權,只有61席;2022年內塔尼亞胡「敗部復活」組成的聯合政府,也只有64席。
這種現象的背後脈絡,其實反映內塔尼亞胡與反對陣營的各自困境:內塔尼亞胡大勢已去,反對陣營卻是山頭林立。前者因此只能愈發與極右、宗教小黨組成聯合內閣,後者則是在權力分配、維持執政上反覆內鬥,尤其是在實際政策領域,反對陣營的立場基本涵蓋了從右翼到左翼的遼闊光譜,並也因此一度在2021年成功執政,卻又火速在一年後原地解體。
可以想見,10月大選後不論是內塔尼亞胡或反對方成功組閣,情況恐怕都會是同樣脆弱的「勉強跨過門檻」,而不是穩定的聯合內閣。隨後僵局則可能以各種形式出現:第一,反對陣營成功組閣,卻很快又因內部矛盾閃電瓦解;第二,沒有任何一方能夠成功組閣。而以上種種,都可能導致以色列於2027年初再次大選,甚至重演2019年到2022年的循環,也就是短短4年內上演了5次大選。
因此,當前以色列不只處於3年戰爭的未知終局,更是深陷長達7年的政治動盪,並也導致大選結果的難以預測,以及僵局重演的潛在風險。
安全牌對內塔尼亞胡是否有利?
從這個脈絡出發,杜拜航空事件無疑對選情產生了複雜影響。
首先,由於內塔尼亞胡選前就已發出預告稱,「可能出現針對以色列的攻擊」,這起事件因此成為某種「預言成真」,不論背後成因是否與伊朗有關,內塔尼亞胡都有機會藉此強化「以色列被外部敵人圍攻」的安全敘事,在一定程度上激勵選民投票,正如過去加沙戰爭期間,以色列先後入侵黎巴嫩、敘利亞等地,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勵民調的作用。
可是與此同時,圍繞2023年10月「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相關爭議,正好也是這次大選的議題之一。
早在2026年2月6日、伊朗戰爭爆發前,內塔尼亞胡就公佈一份自己在以色列國家審計署調查期間的答覆文件,內容將「未能阻止行動發生」的失敗,歸咎於「破壞團結的政治對手」,並為自己塑造了「力挽狂瀾」的正面形象。
毫無疑問,這一舉措引發了反對派批評,包括創立亞沙爾黨的艾森科特,都憤而抨擊內塔尼亞胡變造真相、公布文件「全為改善自身形象、撇清責任並損害其他候選人的利益」。隨後,反對黨紛紛在競選綱領中承諾,將針對「阿克薩洪水行動」成立國家調查委員會,揭發「被內塔尼亞胡隱藏的真相」。
到了9月,事件發酵得更嚴重。9月8日,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的報道揭發,內塔尼亞胡早在「阿克薩洪水行動」發生前幾天,就已收到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的預警,卻並未向以色列安全部門負責人發出警告。對此內塔尼亞胡嚴詞否認,批評報道內容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但反對黨領導人已經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對內塔尼亞胡展開「立即徹底的調查」。
可以這麼說,「安全牌」對於當前的內塔尼亞胡而言,其實是某種效果未明的雙刃劍:當內塔尼亞胡藉由戰火未止、外部威脅,包括這次杜拜航空事件,反覆調動恐懼「以色列滅國」的選民情緒,其實也是在同一時間不斷提醒民眾,「阿克薩洪水行動」正是發生在內塔尼亞胡任內,而且這起事件原本有機會被避免。
此外,除了效果難料的「安全牌」,這次大選也牽動反對陣營用以圍攻內塔尼亞胡的其他話題,包括2023年開始的以色列司法改革示威、加沙戰爭爆發後加遽的哈雷迪教徒徵兵以及豁免兵役問題、以色列日漸高漲的生活成本。以上種種,都不是強化「以色列滅國」的選民情緒,就能輕易消於無形的存在,也不是「換人做做看」,就能一夕解決的簡單問題。
可以這麼說,在經歷3年戰火、陷入7年政治極化泥淖下,內塔尼亞胡的當前任期充斥屠殺、衝突、示威與經濟凋敝,腐敗審判的陰影也隨之湧動;正如以色列軍隊身陷加沙、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河西岸四條戰線,白宮裡卻坐著一位行事不穩的總統。可是層出不窮的競選承諾、聯盟競爭、合縱連橫,卻又不保證解決前述難題。
況且從內塔尼亞胡的過往操作來看,這位以色列「政壇不死鳥」如果不能第一時間取勝,也往往會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確保所有敵人都不會獲勝。因此儘管從當前民調來看,內塔尼亞胡的選情相當不樂觀,卻也不能就此推論以色列即將變天,況且即便以色列變天,後續恐怕也不會是截然不同的新起點,而是長期瀰漫的不確定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