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美元首的兩次互訪，使印度戰略界長期討論的所謂「G2」重新成為現實議題。特朗普5月訪華期間，中美宣佈設立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習近平主席9月訪美后，雙方又在關稅安排、人工智能對話和軍事危機溝通等方面取得進展。兩輪互動釋放出一個較為清晰的信號：中美競爭仍將持續，但雙方正在為競爭設置邊界，避免分歧失控。

這並不意味着兩國將共同主導國際事務。雙方在台灣、先進技術和產業政策等問題上的矛盾仍未消除，現有協調主要服務於分歧管理。對印度而言，更值得留意的是，中美在競爭中建立了更多直接協調渠道。如果貿易、技術和安全等關鍵議題越來越多地由兩國率先協商，印度借中美競爭提高對美議價能力的空間可能縮小，其市場利益和規則參與權也可能受到影響。這才是「G2」想象引發印度焦慮的原因。

「G2」想象為何引發印度焦慮

特朗普訪華後，印度媒體已經出現第一輪關於「G2」的討論。塔克沙希拉研究院研究員阿努什卡·薩克塞納在《印度時報》撰文指出，印度不能繼續把美國遏制中國的意願視為恆定條件，也不能把自身戰略價值完全建立在中美對抗之上。習近平訪美后，這種疑慮進一步上升。《印度時報》記者奇達南德·拉傑加塔將訪問釋放的政治信號解讀為美國正在接受中國的對等大國地位，並認為特朗普更傾向於通過雙邊交易管理中美關係。

印度的第一重擔憂，關乎自身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位置。過去幾年，美國藉助印度維持地區力量平衡，印度則通過對美合作獲得安全支持、先進技術和國際影響力。印度在美國戰略中的分量，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中美競爭的持續加深。如今，美國仍然需要印度，卻也可能在符合自身利益時同中國直接達成階段性安排。印度政府由此不得不思考：如果中美競爭進入相對可控狀態，美國還願意為美印合作投入多少資源？

第二重擔憂關乎規則制定。《印度快報》評論家拉賈·莫漢認為，世界經濟正在形成由中美佔據中心位置的「G2結構」，兩國的經濟和技術規模足以影響全球供應鏈及技術標準。該報在習近平訪美后的社論中進一步提醒，如果中美人工智能對話發展為穩定框架，就可能出現兩國先行設定規則、其他國家隨後適應的局面。

這也是印度輿論出現「新雅爾塔」聯想的重要原因。其擔憂並不主要指向傳統的勢力範圍劃分，而是少數大國通過關稅安排、出口管制和技術標準改變其他國家的發展條件。印度擔心自己從美國眼中的關鍵戰略伙伴，逐漸變成中美協調框架之外的次要變量。

不過，印度戰略界並不認為穩定的中美「G2」已經形成。印度學者斯瓦斯蒂·拉奧認為，中美元首會晤主要形成了控制競爭的短期休戰，沒有消除雙方的結構性矛盾。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教授拉傑什·拉賈戈帕蘭也指出，中美競爭和相互不信任決定了兩國難以形成穩定的共同治理機制。印度真正面對的，並非一個已經成形的「G2」，而是中美繼續競爭、同時在部分議題上協調利益的局面。即使只是有限協調，也足以壓縮印度的政策空間。

印度將如何重新設定對美合作

中美有限協調帶來的不確定性，並不會把印度推離美國，反而會促使印方更仔細地計算每一項合作的收益與風險。美國仍是印度獲取資本、先進技術和防務資源的重要來源，也是印度商品和服務的重要市場。因此，印度的調整不是放棄對美合作，而是降低對美國長期承諾的期待，更看重具體合作能夠帶來的收益。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2026年發布的報告認為，美國政策變化雖然給印度帶來衝擊，但尚未改變印度通過多元合作和戰略對沖維持自主性的總體邏輯。印度仍會參與四方安全對話，維持同美國的高層交往，也會繼續推進防務和技術合作。不過，美印關係能否帶來市場準入、技術轉讓、聯合生產和國際機制支持等實際成果，將受到更嚴格的審視。

經貿領域將最先反映這種變化。印度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美印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達到2101.82億美元；2025—2026上半年，美國成為印度第二大外資來源地。密切的經貿聯繫決定了印度難以同美國切割，但中美經貿協調也會使印度更加關注自身獲得的相對待遇。如果中國商品獲得更有利的美國關稅條件，印度依靠「中國+1」和「友岸外包」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便可能受到影響。

2026年7月的美印貿易談判已經體現出這種議價方式。印度拒絕為了儘快達成協議而在農業等敏感領域大幅讓步，同時要求美國保證印度商品相對於中國等競爭對手的關稅優勢。9月，美國圍繞印度進口俄羅斯石油推動新的關稅措施後，印度政府再次強調維護能源安全，並警告相關政策可能損害雙邊關係。印度仍會爭取美國投資、技術和市場，卻會更加重視農業保護、能源來源和第三國關係等政策紅線。

安全和技術合作也將更加註重增強本國能力。印度仍然需要美國的軍事裝備和先進技術，但會更加看重聯合研發、技術轉讓和本土生產。人工智能、半導體、關鍵礦產和國防生產等合作，只有轉化為印度國內產業能力，才能降低美國政策變化帶來的風險。與此同時，印度還會加強同法國、日本、澳洲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合作，為美國供應中斷或政策調整預留替代渠道。

因此，印度對美關係的調整不會表現為明顯的戰略轉向，而將體現為戰略期待下降、經貿議價增強和安全技術自主性上升。美國仍然重要，但印度希望建立一套即使中美關係緩和也能夠繼續運轉的對美合作模式。

中國如何回應印度的「G2」憂慮

對中國而言，印度開始為對美合作設置更多條件，主要是為美國政策的搖擺預留迴旋空間，其戰略重心並未因此離開美國。若據此期待印度在中美之間重新選邊，容易高估短期變化。更現實的方向，是在中美接觸中重視第三方的合理關切，同時處理好中印關係自身的問題，降低印度藉助美國平衡中國的現實需要。

首先需要區分中美雙邊分歧管理和全球規則制定。危機溝通及雙邊貿易爭端可以通過兩國機制處理；人工智能規則、數字貿易和供應鏈安全等具有明顯外部影響的議題，則應同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銜接。對於中方可能影響第三方利益的關稅安排、技術標準和出口管制政策，也應加強政策說明，並支持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參與相關討論。這樣既有助於中美管控分歧，也能減少印度將雙方接觸理解為大國利益分配的傾向。

與此同時，中印關係自身的穩定仍是關鍵。邊境局勢一旦反覆緊張，印度就更容易把對美防務合作視為必要的外部平衡手段。中方需要繼續完善邊境事務磋商和軍事溝通機制，把已經達成的脱離接觸安排轉化為更加穩定的危機預防措施，並逐步恢復政府部門、戰略界和地方層面的正常交往。

經貿合作則可以為雙邊關係提供更具韌性的利益基礎。中方可通過擴大印度優勢產品進口、改善人員往來和企業經營環境，在醫藥、綠色能源、數字基礎設施和製造業中間品等方面形成更加穩定的合作預期。可預期的中印經貿關係無法消除全部戰略分歧，卻能增加印度採取排他性對華政策的成本，也能使其在制定對美政策時保留更多自主空間。

中美元首互訪並未建立正式的「G2」，卻使印度認識到，美國可能在與中國競爭的同時，同中國直接協調利益。印度對美關係由此進入重新定價階段：繼續合作，但更看重實際收益，也更重視政策自主。中國只有兼顧中美協調對第三方的影響和中印關係自身的問題，才能降低印度因擔憂被邊緣化而進一步向美國靠攏的可能。

作者：杜志遠（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儲予希（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