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難審ISIS罪？ 特別法庭幫到手
武力可以打敗ISIS，收復土地；但武力無法追究責任，帶來公義。
打擊ISIS的戰爭已完，但被扣押的大批ISIS戰士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正困擾中東和歐洲國家。
ISIS戰事已息，但許多人或許沒為意，那些沒有戰死沙場的ISIS戰士，現時身在何處？答案是他們仍被扣押，有待發落。其中，庫爾德族民兵組織「敘利亞民主軍」（SDF），扣押了相信逾2萬名ISIS成員，另有大批與ISIS成員相關的婦孺，在敘利亞北部難民營待着。
成千上萬待審訊
要處置這批ISIS成員，並不容易。舉例說，三名法國公民因加入ISIS，在五月下旬被伊拉克法院判處死刑，但外界有聲音憂慮伊拉克的司法制度並不健全，死刑或被不當使用。另一方面，SDF扣押的ISIS成員中，最少800人原籍歐盟。到底他們應該由伊克拉法院處置，還是交由原籍國家審理，也是可爭議的。
目前，歐洲國家的做法各有不同。例如曾支持ISIS的英國公民Shamima Begum原本希望返回英國，過新生活，但英國政府卻取消了其國籍，似乎有意將前ISIS支持者拒於千里之外。但失去國籍意味Begum無處可往，以至引起爭議。
瑞典內政部部長Mikael Damberg在周一召開會議，與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等代表商討，是否應該主張成立國際法庭，審理被扣押的ISIS成員或支持者。荷蘭外長更有意今年在聯合國動議，成立國際法庭。《金融時報》亦在5月28日發表評論文章，支持這個主張。
歐洲國家有私心？
成立ISIS特別法庭的第一個問題是，此舉是否為了歐洲國家利益？若然將那些歐洲公民送返原籍國家審理，相信會為歐洲國家帶來壓力。例如說，法庭的裁決可能會引起ISIS同情者的不滿，甚至激發潛在的極端份子。故此，若說歐洲國家的建議，是為了遠避安全威脅，也非毫無根據。
然而，動機只是衡量一個主張的一個元素；若然國際法庭的確比起其他做法有優勢，即使歐洲國家有私心，又如何？而且，庫爾德自治政府也曾自認，沒有能力處置眾多ISIS扣押犯，希望能成立國際特別法庭。
從理論層面來看，國際法庭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比起個別國家的審訊更合理。就此，政治理論家鄂蘭（Hannah Arendt）的看法或可參考。
鄂蘭在1961年旁聽「納粹劊子手」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訊，提出「邪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或譯平庸之惡），此概念廣為人知。但或許較少人討論的是，鄂蘭在紀實報道的結語中指出，這場審訊本不應該由以色列法院處理。
除了因為艾希曼是以色列政府強行從阿根廷擄走，手段備受爭議之外，也因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並非只害了猶太人，更違反了人性，乃國際社會所公認的罪。既然不容於國際社會，而非單單傷害了猶太人，那麼就不應該由以色列法院來審訊，而是由國際法庭。
反人類罪行需要國際法庭
借用鄂蘭的分析，我們亦可問的是，ISIS所犯的是敘利亞、伊拉克或中東一國之罪，還是國際法中所謂的危害人類罪，不容於國際社會？若是後者，會否由國際法庭審理更加適合？
再者，從務實角度看，ISIS肆虐之時勢力範圍橫跨敘利亞、伊拉克等數個國家，而涉事者的國籍眾多，如何判斷應該由另一個國家的法院處理，也是不容易。而且地理上，比較適合的是敘利亞法院，但陷入內戰多年的敘利亞，顯然沒有足夠空間和能力去處理這場大審訊。
由此看來，要妥善處理被扣押的ISIS成員和支持者，國際法院較為合適。目前聯合國轄下已有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犯下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或侵略罪的疑犯，但伊拉克、敘利亞等都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參與國家，故此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轉介。
國際法院的形式有多種
若然不用國際刑事法院，國際社會還可以考慮成立特別法院，例如過去曾有塞拉里昂特別法庭、黎巴嫩問題特別法庭，由國家政府和聯合國達成協議，處理特定問題的罪行。這種半國際法庭的模式好處是比較彈性，可個別決定採用哪些國內法律和國際法、法院如何組成等，既有外國法官和聯合國的介入，亦可盡量善用當地司法制度的優勢。
不論哪種方案，可以預視的是，ISIS審訊將會成為政治角力。因為ISIS背後牽涉的，還有中東格局和敘利亞內戰，而美國和俄羅斯——安理會兩個常任理事國——在此等問題上各站一方。在ISIS審訊中，若有敘利亞官方人員或反對派也曾犯下惡行，法院可否受理？要幾個大國同意成立國際法院，調查、審訊和法院職權範圍等，都必先經過一番磋商。
固然，其他國際特別法院的審訊甚久，被批評效率不彰，而ISIS問題如此複雜，不排除更要花上十年八載。然而，ISIS問題茲事體大，若不能公平公正地解決，只怕會埋藏更大的衝突禍根。而且，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被視為國際刑事法院在2002年成立的推動力，可見特別法院對於國際合作和國際法發展，亦可以有開拓之功。國際社會若能在ISIS審訊上摒除成見，務實處理，焉知不會建構出更有利國際和平的機制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