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蘿傳奇｜昔日菠蘿工廠入選旅遊指南　竟是日本誇耀殖民成就

1938年，台灣菠蘿（台灣稱作鳳梨）製造量達到167萬箱，在世界菠蘿罐頭外銷市場名列第三，僅次夏威夷和馬來西亞。但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影響，殖民當局採取「統制經濟」，菠蘿被迫減作、改種糧食。美國對日實施鋼鐵禁運、缺乏製造罐頭的馬口鐵，加上盟軍空襲炸燬罐頭工廠以及「菠蘿萎凋病」打擊，使得昔日享有「菠蘿王國」榮光的台灣，菠蘿罐頭產業近乎全毀。
文史研究者指出，南台灣熱帶的菠蘿種植除了有利可圖，背後其實還帶有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是「蠻荒之島」的想象和鄙夷。

殖民統治35年 日人依舊鄙視台灣

1935年後，台灣菠蘿罐頭出口屢屢創下歷史新高，在當時看似為台灣引入現代化的工業生產方式，締造了享譽國際的「台灣之光」，但事實上不僅日資「台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逐漸壟斷了菠蘿加工出口產業，已統治台灣35年的日本人，依舊將台灣視為「蠻荒之島」。曾擔任過台灣總督的川村竹治（1871—1955年），在卸任後寫下了統治台灣的經驗，並於1930年出版為《台灣の一年》，他在書中寫道：

雖然本地已被日本統治了三十年，但日本的一般國民，甚至有些知識份子、當政者，平常不關注台灣的事態，提到台灣，就以為是『炎熱酷暑之地』，瘧疾、毒蛇肆虐盤據的地方，稍不注意就會被番人馘首，維持着過去的刻板印象。甚至有日人來台考察，每餐飯前都要吃藥，稍有不適就緊張兮兮，不斷吃瘧疾預防藥。

日本實業家藤山雷太（1863—1938年）於1935年赴台參加台灣總督府舉辦的「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後也表示，「雖然近來我國民對台灣的認識程度漸深，但是談到台灣，仍是與瘟疫、瘧疾、生蕃聯想在一起，內地（日本）人雖然可以輕易到台灣旅行，但是真正往來者卻很少，對此感到遺憾」。很明顯的，從官員到民間企業家都寫下了當時普通日本人對台灣均採取高高在上的鄙夷，完全與殖民當局的政治宣傳，以及後世極力美化日殖的媚日者之認知有着天壤之別。

菠蘿罐頭工廠入選台灣旅遊指南

台灣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劉方瑀指出，1908年台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1923年從台北乘火車至高雄只需10個小時，南來北往的時間大幅縮短，漸漸帶起台灣島內的旅行觀光風氣，坊間也出版了許多介紹台灣觀光旅遊的指南。然而，除了歷史、民俗、蕃地等與人文景觀相關，其餘多是殖民政府的新興建設，或台灣特產的相關產業。在歷史部分，多記載與日本殖民統治事迹，與乙未戰役中率日軍近衛師團攻佔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年）相關之景點，如主祀能久親王的台灣神社、台南神社、台中神社與新竹神社，或其登陸台灣之地—「澳底御遺跡地」，幾乎佔了所有歷史景點的半數。

劉方瑀表示，「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的主辦單位印製《台灣の旅》小冊子，列出全台四州兩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花蓮港廳、台東廳）的78處景點，對台南州鳳山街（今高雄市鳳山區）的景點描述就是：「盛產甘蔗，鳳梨更是堪稱全台第一」。《台灣の旅》也規劃了旅台5日、7日、9日、12日、14日等不同時長的行程，但到高雄必定安排有「鳳梨罐頭工廠」。劉方瑀認為，工廠的參訪是為了體現殖民台灣的成果，一個個繁忙的工廠或蔬果交易市場，除了代表台灣島的商業興盛、物產豐隆之外，更為當初耗時耗力的領枱行動（乙未戰役）背書，結合民眾參拜神社的儀式與參觀工廠的活動，合理化所有的掠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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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作物、食物到禮物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所博士陳琦珊表示，菠蘿自清代左右引起台灣後，到了日殖時期，被視為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由政治權力收編統制，箝制農民生產適合的開英種（土鳳梨），雖以工業化的福特主義式加工模式與標準化檢驗制度確保菠蘿罐頭的質量，近乎專制與壟斷的管控，加工生產的流程也必須符合日本政府的規定，形塑了由日資銷往日本或全球市場市場的商品形式，而農民與加工者作為殖民政策的配合者，也未能掌握製造菠蘿罐頭的技術或知識，只能依附於殖民政權主導的生產導向政策下。

台灣光復後，日殖時期的統制經濟吿終，農民對自身農產品的種類、質量有更多決策空間，於是過去用於製成罐頭的土鳳梨不再受到青睞，農民也在農政部門的輔導下習得新品種鮮食菠蘿的生產知識與栽培技術，亦產生新的產銷網絡。待冷鏈技術普及和國民黨政府展開大規模的交通建設後，鮮食菠蘿的運輸、儲存愈加容易，市場需求增加，價格也水漲船高。

此外，閩南語的鳳梨諧音「旺來」，果實碩大、味道酸甜可口，並帶有吉祥寓意，在台灣豐富的民俗祭祀活動中也深受喜愛，不僅是供桌上常見的水果，更成為深植人心的文化符號。

過去兩岸交流熱絡時，「鳳梨酥」還是代表台灣的名片，以及著名伴手禮之一。如今大陸宣布暫停進口台灣菠蘿，其鮮果外銷受阻之餘，台灣也可趁機開發關於菠蘿的新產品、提升栽種技術，讓這個百年前就在台灣落地生根的酸甜果物，重新煥發璀璨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