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美術館《未來與藝術展》(下)：身體倫理與變革中的社會｜胡雅雯
作者｜胡雅雯
透過前兩篇文章，我們跟隨六本木森美術館現時展覽——《未來與藝術展》，回顧了興起於1960年代的日本新陳代謝派（Metabolism）及其在人工智能時代得以復興的條件，透過生物藝術作品看到藝術與科技密切交織的趨勢。剛剛過去的2019年，無疑既是技術改變生活又帶來持續恐慌的一年，當自然物與文化物被科技進步造成的後果模糊化，甚至取代時，哲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又將因此產生哪些概念、方法與政治實踐上的變化？藝術又將如何呈現反思？
森美術館《未來與藝術展》（上）：未來都市與新陳代謝主義的復興｜胡雅雯
科技對身體、社會的改造及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可以說是賽博朋克到後人類社會最為普遍的關注，此次展覽亦聚焦於此。為了令觀者對技術帶來的身體擴張有更加直觀的認識，森美術館特意在展覽空間內設置了一個名為生物工作室（Bio-Atelier）的實驗、創作環境，令參觀者可在其中看到多個製作中的展品，這也是日本藝術機構佈展的首次嘗試。
蒂姆特・施特貝（Diemut Strebe）的作品《Sugababe》（2014），採集了梵高後代的 DNA，並以此為根據，運用 3D 生物打印再現了梵高切下的左耳。他希望通過梵高這一藝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來思考當下人們對於基因編輯從而改造 DNA 的渴望。阿基・海恩斯（Agi Haines）也通過基因設計嬰兒模型《變化》（Epidermal Myostomy）系列作品，表達了這一關注。這不由使人想起，自2018年末持續發酵至2019年的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一方面引發了大眾對生命倫理的焦慮，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學術和科技倫理的擔憂：學者、科學家以科學理性作為掩護，為了科學成果不惜成為忽略人倫的「科學狂人」。
而在技術對社會變革的部分，羅薩諾－黑梅爾（Rafael Lozano-Hemmer）和烏迪奇科（Krzysztof Wodiczko）在館內開闢了名為《焦距館》（2015）的體驗型藝術裝置——觀者進入房間後，一舉一動都將被監控鏡頭記錄，投射在空間被的牆壁上。這意味著，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面部被聚焦，同時呈現出一些數據信息；進一步，電腦會將你和其他來館者的臉進行比對和配對。位於門口的墻壁，展示了經由數據配對的結果。這一裝置表明了數據監控時代的兩個特點：一是人臉識別等生物信息的採集可以是非接觸式的，這意味這一資訊可以在人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被收集；二是，因此而來的自動化決策直接促發無所顧忌的監控暴力。
此外，與大數據相關的作品《冥想：用60分鐘觀看「萬物」簡史》（Deep Meditation: A Brief History of Almost Everything in Minutes, 2018），其材料來自圖片共享／分享網站 Flickr，讓人工神經網路機器學習帶有「萬物（everything）」這一標籤的照片，然後在此基礎上由人工智慧自動生成出誰也沒有見過的風景。事實上，基於 Flickr 等同類網站，加之人工智能合成演算法製作的合成圖像、影像已使現實社會中真實與虛構的界限變得愈發模糊，最經典的一例便是將荷里活明星的面部，置換於色情影片中。當我們連親眼所見的都無法信以為真，便導致了情感主宰判斷的「後真相」社會，它將社會信任撕得粉碎，亦將公眾帶入以情緒與立場驅動的敵對，未來它又將驅動怎麼的群體現象？
在此，何謂自然？人工創造的新生命能否當作是演化（evolution）？為了符合人類需求，人工進化的界限在哪裡？大數據將衍生怎樣的社會倫理問題？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但相較於未來都市和生物藝術部分，展覽這部分的前瞻性就明顯要弱得多。首先，許多藝術品及其反思，早在奧威爾（George Orwell）、赫胥黎（Aldous Huxley）那裡已有探討。其次，藝術家對於技術帶來的主體性爭議的理解，有時也較為模糊，例如：何謂主體性？只要有人類生物屬性就可視為主體？相反，成為身體一部分的機械裝置就必然是客體，必要恐慌？更重要的是，其所呈現聚焦於技術達爾文主義的變革社會——或更明確地，後人類社會——的意涵相對單一。這亦反映出當今我們面對後人類問題，更願意關注狹義的技術與人關係的層面。但事實上，如果將我們現在的科技進步放入科技史的脈絡中來看，一方面當下技術進步的速度與變革程度，可能未必算得上巨變。另一方面，對基因編輯等身體改造和大數據下極權社會帶來的、最基本的恐懼，其實仍是來自源於「客體／物」對人性的異化以及對身為主體的「我」的壓抑，從根本上來說，也並沒有超越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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