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群體免疫」的歐洲現實　可以理解難以接受

時間步入3月下旬，各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已然於3月15日超過中國境內，其中尤以歐洲各國最為嚴重。意大利疫情嚴重程度堪比湖北，累積確診病例甚至超過各國疫情中第三及第四嚴重的伊朗和韓國之和，致死率更居高不下。西班牙、德國、法國等國也難言樂觀。即便是剛剛「脫歐」的英國，也以1,400多例確診，數十人死亡的情形令人堪憂。

正是在此背景下，英國、法國、德國三國政府近日圍繞「群體免疫」的表態，引發了廣泛關注及爭議。

參考上文：沒有被讀懂的「群體免疫」

簡而言之，這三個歐洲大國政府認為病毒根除的唯一方法，是待其傳染至過半人口，人們形成「群體免疫」後，自動消失。用默克爾3月11日在柏林記者會上的表態，「面臨病毒的存在，而人口沒有免疫力，亦沒有治療措施，那麼60%至70%的人口將會被感染」，「（我們的）工作重心應當是放緩病毒的傳播，避免醫療衛生體系負擔過重。重中之重是爭取時間」。

因此，相較於中國、意大利、韓國、伊朗等國「消滅病毒，研製疫苗」的處理措施，英法德三國政府的防疫重點不是消滅病毒，而是放緩疫情傳播，包括減少大型集會、關閉口岸。放緩病毒傳播，為了達成該策略，各國採取了諸如關閉酒吧、要求老年人自我隔離、關閉口岸等措施。對比中國、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法國至今為止的措施比較寬鬆，德國的措施更為寬鬆，英國的措施尤為寬鬆。

來自業內的激烈反對

面對疫情，英法德政府這種「放緩傳染，等待免疫」的思路，在得到部分人士認同的同時，也遭到頗為激烈的反對。

3月14日，四百餘名科學家聯署發表題為《即刻於全英境內採取更嚴厲社會疏離措施的公開呼籲》的公開信（Public request to take stronger measures of social distancing across the UK with immediate effect），質疑英國政府的做法，稱當局未能採取足夠嚴厲的措施來遏制疫情，呼籲在社會疏離方面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以阻止人們相互接觸。

200多名英國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簽署的另一封公開信表示，政府的思路太受「社會疲勞」觀點的影響，「如行為疲勞確實是政府決定推遲實施限制措施的一個關鍵因素，我們敦促政府分享支持這一決定的充分證據基礎。如沒有證據基礎，我們敦促政府重新考慮這些決定」。

此外，英國免疫學會（British Society for Immunology）主席Arne Akbar教授則在近期來自英國學界的第三封公開信中對政府的抗疫戰略提出了重大疑問，「英國的公共衛生戰略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其目的是建立群體免疫以保護民眾。在免疫學界內部，我們對這樣的戰略抱有重大疑問」。Akbar主席敦促政府加強社會疏離措施，並發布其建模數據，讓科學界能夠進行審議，以更好地預測疫情演變過程。

世界衛生組織前主任科斯特洛（Anthony Costello）更稱，英國此時實行「群體免疫」，違反世衞遏止疫情的原則，他又引述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所言，「如果應對疫情的國策由遏制改為緩和，是錯誤和危險的。」科斯特洛又表示，「群體免疫」或未能持久，假如病毒每年變異，群體免疫力會因病毒有所不同失效，科學家對武漢肺炎病毒的反應掌握仍相當不足，他認為爭取時間研發疫苗仍然是較安全的做法。

那麼，為何英國、法國、德國政府會以這種思路應對疫情？應該說，這種思路是可以理解，卻難以接受的。

可以理解　難以接受

之所以可以理解，在於COVID-19已經是全球大流行，且各國很難如中國一般採取防控模式，亦沒有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強大的社會動員及配合力，復沒有韓國高度發達和廣泛普及的移動電子科技水平，更沒有中國興舉國之力協助湖北的醫療資源。

尤其是最後這一點，意大利當下醫療體系近乎坍塌的狀態，不得不令歐洲各鄰國謹慎思索。意大利類同於湖北，湖北疫情期間醫療體系險峻的狀況，實有賴舉國各省相支援才得以緩解。而歐盟縱然整體醫療水平和資源皆優於中國，但是在疫情面前沒有「歐盟」，只有「德法英意」。以德國情況為例，默克爾在表示柏林方面將「不惜手段」控制德國境內病毒的同時，也拒絕承諾將對疫情嚴重的意大利予以直接的物資援助。大難臨頭，各自飛。

與此同時，隨着疫情的經濟後果日益明顯，中國為抗擊疫情已經付出巨大代價，社會儲蓄率遠不如中國的歐洲各國倘若採取類似措施，其代價可能會遠遠超過疾病本身。

而按照英法德以「群體免疫」為目標所採取的「延緩策略」，通過告知民眾最差的結局，再宣布一系列終止大型活動的措施，就可以加強民眾的理解。在這期間，通過大幅度地增加醫院的應對能力，亦可盡量避免發生醫療擠兌。在這些領域，以德國為例，也確實有加大對社區醫院的培訓，加速醫院對疫情的應對，加快對疑似病人的迅速篩查與確診，迅速實施隔離，縮短確診與住院時間。

歸根結柢，如今英法德等國領導人或許在想，我們若能像中國一樣「全面消毒」、「加速研發疫苗」當然最好，但我們做不到「全面消毒」，醫療資源方面亦無法「舉歐盟支援」，待得疫苗研製乃至批量生產後，也未必能說服民眾「全民疫苗」，所以只能「群體免疫」。

↓↓↓想知歐洲各國如何應對疫情，請觀看圖輯：

可是，正如世界衛生組織前主任科斯特洛表示，「群體免疫」或未能持久，假如病毒每年變異，群體免疫力會因病毒有所不同失效。此外，香港業內權威人士、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也於3月15日表示，部分西方國家採用傳統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策略控制疫症，此策略較常於疫症死亡率非常低時才適用，但今次疫症死亡率處於1至3%，若使用有關策略，大量長者或長期病患者染病後須入院，急症室、病房，甚至深切治療部全部都會「爆滿」，有機會令醫療系統癱瘓。

更何況，當今之世人員交流頻繁，即使最嚴格的防控措施也難防「漏網之魚」前往他國的情況，令他國承擔本國之責任的同時，對世界整體防疫也沒有好處。

因此，縱然有諸多「我們實在辦不到」的理由，縱然「放緩疫情，等待免疫」的策略可以被理解，也斷然無法被接受——尤其是對中國人而言。

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

近日來，英國、法國、德國政府的相關表態在中國兩岸三地都受到廣泛報道，且普遍受到批評與質疑。究其原因，如果文化差異、政治能力差異這些原因人們還能勉強接受，那麼「我已經做了這麼多，你什麼都沒做就放棄，甚至有可能讓我功虧一簣」的心態，才是中國網民憤怒的原因。

誠然，各國國情不同，各國政府皆需針對國情採取更合適的措施。而歐洲各國從政府到國民，不乏很多人直到今天依舊認為，新冠病毒是一個「病死概率很低，身體健康的人根本不必太在意」的病毒。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這種認知是很短視的。但外國的情況是否就一定會跟中國經驗一樣？這或許值得思索。

不過，這並沒有回答「病毒可能因為歐洲各國管控不當而拖累他國」的質疑。畢竟，意大利那種「亡羊補牢」，且「雖然能力有限，但也在竭力防疫」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而英法德這種「坐等群體免疫」的行為，則實在無法被理解。

更何況，直到今天依舊有人否認中國為防止疫情擴散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無視在當今全球化情勢下「病毒無國界」的事實，指控「中國人應為病毒負責」。那麼，當中國內地、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好不容易將疫情控制在緩和狀態，卻因英德法政府這種近乎「放任自流」的策略而暴露在巨大風險之下，其憤怒也就是更是其來有自。

可惜、可懼、卻又需要接受的是，「病毒無國界」已然是今日之現實，而「各國面對病毒有不同的理解和策略」，亦是今日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