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一手好牌打得爛

從北京到海南，由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到博鰲亞洲論壇峰會，李強都是新聞最近的焦點。許多人希望透過這位新任國務院總理，洞悉中國接下來的發展路向。尤其是美國在鼓動經濟脫鈎，中國亦經歷了相對封閉的疫情三年，環球的政商界在盤算要放多大的重心在中國。

其實不用探聽李強的口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本身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標誌。廿三年前，也就是中國即將加入世貿之時，朱鎔基親自批准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籌備這個高層論壇。當年的規模比現在小得多，但還是邀得了英國力拓和荷蘭蜆殼的主席、法國米芝蓮總裁等十九名外方嘉賓。牽頭的美國國際集團主席格林伯格更是朱鎔基的老朋友，在朱鎔基1989年10月發起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的時候曾經親自來華支持。由市長諮詢會議到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主政上海到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秉持一貫的對外開放國策，歡迎國際企業家共同參與中國的發展。

廿三年來，總理由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到現在的李強，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都是全國兩會後國務院歡迎海外企業家的重要場合。其中有一人每屆論壇也必出席的，就是香港經濟學家劉遵義。他最初的身份還是史丹福大學教授，後來是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然後四年是中投國際董事長，2015年至今是中大教授。中投公司當年選擇香港作為拓展海外業務的據點，正是因為我們同時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以及國際金融中心，有利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進軍國際金融市場。曾蔭權當時形容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既在『國內』又在『境外』」的獨特優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內循環以及外循環的交接點。

香港既在「國內」又在「境外」

既在「國內」又在「境外」的獨特優勢，打從特區成立之時已為香港政府所強調。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目標很清楚，就是既要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地位，亦要全面加強與內地合作。上任一年，他像上海的市長諮詢會議那樣成立了行政長官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邀請格林伯格、滙豐浦偉士、新聞集團主席梅鐸、美國聯儲局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豐田章一郎等十四人聚首香港，為這個城市的長遠發展出謀獻策。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已經認同與內地日益緊密的合作，可以給香港帶來重大機遇。但就算是他領導的委員會也是在六年之後的第七次會議才首次移師廣州，與時任廣東省省長黃華華開會。曾蔭權接任特首之後更再沒召開會議，此後的發展策略除了依賴內地自由行，幾乎就沒有其他可言。

從香港的角度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是中央政府在沙士後對經濟復蘇的幫助。在國家的層面，這也是配合對外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不但讓香港貨品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多種服務業更可先於中國對世貿承諾的開放日子進入內地市場，早着先機。「一國兩制」除了是對特區最有利的的制度安排，從來也是同時間最配合改革開放的國策。這是為什麼中共十屆九四中全會強調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禮表示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更是為什麼中共中央組建港澳工作辦公室，將香港事務提高至關乎中央決策、戰略規劃的地位。

「一國兩制」與改革開放相配合

香港有着許多內地任何省市，包括上海或者深圳也沒有的優勢。作為單獨關稅區，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我們也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經濟體，特首能夠與多國政府領導人平起平坐舉行會議。曾蔭權向阿基諾三世跟進馬尼拉人質事件，便是藉着亞太經合組織的契機。董建華在任特首時兩次訪美，分別獲得克林頓和喬治布殊接見。林鄭月娥到東京推廣粵港澳大灣區時，也拜訪了首相安倍晉三。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也容許香港在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參與國際組織和會議。

「一國兩制」的優勢豐富而深刻，香港對它的認識卻表面而單薄，甚至因為過度依賴自由行而被妖魔化。本土主義興起，陸港矛盾加深，在反修例風波後「一國一制論」甚囂塵上。這是民粹主義作祟，是社會認知偏差，但更是因為特區政府沒有把握「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讓社會感受具體成果。「被規劃」原本只是民粹聲音的訕笑，卻逐步成為了自我實現的預言，還不是拜毫無作為的香港政府所賜？

以前在博鰲亞洲論壇，香港特首是在全體大會上致詞，「董落曾上」以後好像再不見這個機會。上海、深圳、廣州一個個城市經濟起飛，香港由第一屆政府矢言經濟轉型，到現在卻仍然流於口號。不希望看見香港停滯不前的中央，甚至比我們的官員還要着急。2019年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隨即首次邀請了特首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林鄭月娥赴京參與大灣區環節。兩年後的發展論壇更首次舉行香港專場，來自全球的多名商界領袖傾聽林鄭月娥講述「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不過如果香港社會都未聽到她說過什麼，其他人就更是什麼都聽不到。

特首行政主導　香港才能帶領大灣區

林鄭月娥要到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才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重點發展創科，促進港深融合發展和連繫粵港澳大灣區，同時與維港的金融商業功能互補。先不說北部都會區的規劃本身都未及進取，主要只是將幾個發展區整合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方案，沒有把洪水橋升級為核心商業區的打算，而且發展策略提出至今已經一年半有多，推進工作乏善可陳。對於發展所需要的大量新界土地，政府仍然沒有足夠的力度收回規劃。以往尚可歸咎於「反對派」、議會泛政治化，在實施《國安法》以及選舉制度修改後的日子，官員已再沒有藉口。

事實上，政府官員本來就沒有藉口。不用說《國安法》，只要看禁蒙面法以及新冠期間的防疫規例，足見特首在行政主導的憲政秩序下擁有廣泛的管治權力。香港憑着「一國兩制」的優勢，特首基於行政主導的權力，完全足以領導香港走上更高台階，不是「被規劃」，而是帶領着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促進雙循環。李家超從海南博鰲返回香港後，表示「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亦要鞏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地位」。這種話大家已經聽到厭煩了，幾屆政府都是雷聲不大，雨點更少。中央任命李家超做這份工作，估計是認為他實幹，但我們至今看不見足夠證據。李家超快將完成一年任期，我們希望他言行一致，利用香港的特區優勢，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又因着國家對外開放的大局，鞏固我們國際城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