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排名愈高窮學生愈少 港大清貧生：跟同學差距一頓飯見端倪
過去10年，就讀本港八間資助大學的全日制本地學生中，符合入息審查資格、取得助學金的學生人數及比例下跌。《香港01》綜合多方數據，發現院校之間亦有「貧富懸殊」，排名及名氣愈高、校內清貧生比例愈低，「墊底」院校依次為中大、科大及港大，即俗稱的「三大」，「包尾」的港大每10名學生，只有約1.5人獲發助學金。
俗語說「人窮志不短」，但港大清貧生家怡（化名）未嘗上流的果實，先感「同身邊人差好遠，大部分同學（社經地位）比自己高一層次」。她認為基層生升讀大學及上流機會，受限於窮家庭的經濟條件及眼光，「即使考了進來，也要不斷做兼職幫補，因此要放棄很多機會及活動，如何跟人比？」
香港大學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中，位列第43、蟬聯本港院校中的最高排名；但論清貧學生入讀的比例，港大原來一直「包尾」，由2006/07學年每10名全日制本地生中、有約2.7人獲發助學金，至2015/16學年跌至僅1.5人。
另一邊廂，嶺南大學取錄清貧學生的比例，屬八大院校中最高，在上學年，每10名嶺大的全日制本地學生，有3.5名是獲發助學金的清貧生。
不過，跟10年前比較的話，各校的清貧學生比例均錄得跌幅。（見下圖）
一頓飯的貧富差距
家怡（化名）出身屋邨中學，學校數年才出一名港大生，她直言「不像地區名校，入學已有一班師兄師姐照顧」。褪下一式一樣的校服、換上便衣，跟身邊人的差距，來自生活每個細節，「一起吃飯，同學毋須擔心貴不貴」，但家怡卻寧願餓一陣子、待推出下午茶餐才去吃飯，務求省錢。
她也不願同學知道父母從事低收入工作，「和同學聊天，知道他們的家境很『猛料』，某某同學的家人，是上市公司主席」。
家怡的家庭月入較全額資助的上限多了1000元，過去兩年，她一直只獲批半額資助，要額外借貸才夠交學費。而因為家境問題、她考進港大後放棄了不少有興趣的活動，直言「樣樣活動都需要錢」，而她最不甘心的，是因此無法參加海外交流。
即使大學給予了資助，還是不足夠（參加海外交流），我不甘心，因為自己的成績不是不夠好，只是我沒錢。
窮出情緒問題
家怡今年亦初嘗申請助學金過程中的「不近人情」。任職保安員的父親今年4月失業、及後轉職，當時學資處要求她補交證明文件，要求父親取得前僱主簽名作實，令父親尷尬，而即使父親轉職後收入減少，處理今年申請時，仍然是按上一年度的收入計算，令她無法獲得更多資助。
除了父親失業，踏入暑假後、家怡原有的補習工作暫停，令收入銳減，加上弟弟文憑試失手，須報讀自資課程，家怡唯有身兼兩份兼職幫補家計，身心瀕崩潰，「那段日子，遇上塞車或其他小阻礙，我會在街上不由自主地哭出來，終於求醫，醫生說我有憂慮和抑鬱」。最後她聽從建議辭去兼職，換來是戶口一度僅剩200元。
脫貧＝動力？壓力？
另一位浸大清貧學生心儀（化名）則自感較「幸運」，因合乎全額資助的資格，「很多得不到全額資助的同學，其實不見得比我富裕，可能家中有少許資產就不行，但他們一樣要自己賺生活費或學費」。
出身基層是推動心儀向上的動力，自中四開始，她已決意考入大學脫貧，因為一旦失手、家庭根本無能力負擔自資課程，「唔通我要一世做售貨員？我不想這樣」。於是她開始每天拚命「鋤書」，要求自己高度集中，一聽見電話響起等噪音就會暴躁。
母親擔心她壓力過大，一度帶她看精神科醫生，但學習壓力未有減退，幸而是最終考入喜歡學科，縱偶然仍有困難、對前景也有信心。
我不會擔心被看低，始終讀的是浸大，如果讀的是港大，就真的可能會被人笑。
八大：提供眾多獎助學金
《香港01》就此向八大查詢，各間各校均指出大學收生有既定準則，按學生的成績、面試表現等擇優取錄，各校亦設有不同資助及獎學金計劃，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其中，港大發言人表示，近數年的入學生背景調查顯示，來自家庭月入2.5萬以下的學生，約佔三成，而獲發政府助學金的學生比例，近3年維持在一成半左右；中大發言人則補充指，設有工讀計劃、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在校內做兼職或擔任助手，以賺取報酬。
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周基利分析表示，八大院校的數據反映收生成績較高，亦即較難「考入」的院校，始終「窮人入到的機會，較中上階層低」。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則認為，數據反映大學愈受歡迎、競爭愈烈，基層能夠進入的機會較小，但「當中原因、政府有需要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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