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立法會以8票贊成、28票反對、0票棄權的投票結果否決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所擬制的「普選方案」，北京和香港之間的政治互信陷入冰點。不少聲音指向「香港尚未完全回歸」，香港大學政治學教授閻小駿在同期出版的《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中闡釋：「中央在香港的管治權威尚待建立、港府的施政能力尚待加強、本地政治菁英對北京的政治忠誠尚待確立、中央和特區政治體系之間的相互調適機制尚待鞏固、香港社會大眾心理抗拒中國內地的問題尚待解決——這些方方面面的情況都決定了香港回歸目前還僅只是進行時、遠非完成時。」
十年過去，2019年的修例風波，令「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和特區管治陷入空前危機，隨之而來的《香港國安法》、「完全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致力促使香港政治生態從「以選舉為根本」轉向「以治理為核心」，上述的四大問題也從「尚待處理」變成了「正在解決」。很多人問：港人治港空間還能否拓展？而中央領導人則三番五次地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深層結構矛盾。閻小駿始終筆耕不輟：「住房、醫療、貧困、安老和青年問題，是困擾香港管治的民生痼疾，也是壓在香港市民心頭的『五座大山』。唯有勇於革新不合時宜的管治哲學，以改革精神聚焦解決實際問題，香港的民生痼疾方能有望找到解決之道。」
何謂不合時宜的管治哲學？香港又該如何勇於革新？閻小駿就此《香港01》進行深度對話，建議香港可以透過五個「度」開拓更多發展空間，同時透過六個「可」衡量特區治理制度建設的遠景和目標。他相信，當五個「度」和六個「可」達到較高水平，那將是「一國兩制」下最好且理想的場景。以下是對話實錄之二。

香港01：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的各種變化，對於「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未來，有些人樂觀，也有些人焦慮。例如，制定《香港國安法》、修改各級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等等舉措，原意是要讓香港社會對政治的討論回到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為中心；但在當下，面對大國博弈的紛繁複雜，以及新冠疫情過後的經濟衰退，香港復甦的進程似乎比大家期待中要慢一些。有些人不免擔心，香港是否還沒成功打通提升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任督二脈」，所以尚未形成良好發展態勢？在您看來，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強？

閻小駿：我不認為香港尚未形成良好發展態勢。經歷過去幾年的變化，我反覆提到香港能夠達到「一國兩制」的理想狀態，即能夠找到將「一國」提供的根基和「兩制」提供的空間最好地結合起來的路徑。對此，香港特區的政權建設和治理效能建設，顯得非常重要。那麼，如何促使「一國」的根基牢固而「兩制」的空間又很寬廣？我曾提出五個「度」：

第一，是香港特區應該維護國家安全防線的有效度。即使在「從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階段，我們也要長期維護國家安全防線的有效度，這是我們腦海裏最重要的一點：只有有效度維護國家安全，才有「一國」的根基，之後才有「兩制」的空間。

第二，是擴大經濟運行秩序的開放度。有些國家想建立「小院高牆」（即就特定領域劃定策略邊界、採取某種程度的「閉關鎖國」），例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教授提出建立西方貿易聯盟來針對中國；而我認為，越是這種情況下，香港越需要擴大經濟運行秩序的開放度，保持開放經濟體的特色，而且比以前更加開放，以高水平的開放促進高質量的發展。

第三，是提高疏解深層民生矛盾的迅捷度。香港發展過程與世界所有發達經濟體相同，面臨很多不同的民生問題，各種矛盾層出不窮。隨着經濟發展，又有新的問題出現，我們對這種民生矛盾的反應需要迅捷，才能保證社會穩定，才能長期利用「兩制」空間的基礎。

第四，是維繫文化生活場景的多元度。香港的文化場景非常多元：從錫克教的廟宇到佛教的大佛，從基督教文化到各種文化，整個社會具有各種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

第五，是確保社會政治大局的穩定度。若這五個「度」都能夠達到較高水平，我相信「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香港01：這五個「度」若要更好地落實，必須依靠特區政權的建設和治理效能的建設。從《香港國安法》、到修改選舉制度、再到「愛國者治港」，都是一系列建設；而談及此，很多人都會把落腳點放在「人」，即「誰來治理」，或「如何治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即將展開，不少人開始關注新選拔的人才能否進一步提升特區治理效能，近日也陸續有聲音傳出北京希望香港能夠「選賢與能」。您有何觀察？如何才能確保有能者、做能事？

閻小駿：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也是非常深刻的事情。20世紀的政治學從比較憲法學中發展，在其發展過程中存在兩大流派爭論：一個是結構論，另一個是唯意志論。「結構論」認為政治的結果由人類不可改變的因素造成，包括經濟、社會和階級關係等，這是結構性因素，所以人能夠做的很少。另一個流派是「唯意志論」，即Voluntarism，認為人起到最關鍵的作用，由什麽樣的人才去參與政治活動，就會塑造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到了20世紀90年代，整個政治學界對這兩大流派進行了系統性反思，大家認為這兩個流派過於簡單、不可持續，無法完全解釋政治現象。如果完全依賴結構因素來決定政治，那麼作為一個擁有自由意志的行動者，他的價值何在呢？而如果我們只考慮人的因素，同樣無法對社會現象作出充分解釋，因為在政治學中，人是很難進行理論化的行為體。

因此，從1990年代開始，我們政治學的主流是「制度主義」，它的解釋最能夠對社會政治現象進行解釋，取代了原來的純結構論者和純唯意志論者。原因是，在考慮政治制度建設時，制度本身是由人運行、設計和改革所構成；儘管人在制度中處於中心地位，但是人對制度的運行設計和改革並非在真空中進行，而是在既定的結構環境中進行，因此它受到各方面結構的制約，而我們在建設制度時，又已經將人和結構因素考慮在內了。

至於香港未來治理效能的建設，取決於制度層面的建設，即我們要建設何種特區管治制度，以達到最佳狀態？我曾用六個「可」字衡量特區治理制度建設的遠景和目標：

第一是「議程可行」，我們需要提出適合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文化特點和社會狀態的議程。第二是「執行可見」，政府對於議程政策的執行要讓社會能夠見到，有透明度和信息共享，讓社會看到每一步措施，以及議程向前推進的效果。第三是「服務可達」，政府需要對社會提供的服務具有廣泛性，讓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地理上的各個區域和階層都能感受到政府行政公共服務的提升。第四是「形象可親」，即管治隊伍的形象對社會可親，應急可靠。第五是「應急可靠」，在出現重大急難險重事件時，治理體系的應變需要非常可靠。第六是「效果可測」，指政府和公共服務的效度需要有客觀標準進行測評。

如果我們能夠達到六個「可」的治理效能建設，將會非常有助於在「一國」的基礎上擴大「兩制」空間，進一步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政治學有句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政府改革本身就需要一個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每天都能看到治理效果比昨天更好，那麼這就已經是非常理想的狀態了。因此，只要我們努力不懈地朝着六個「可」方向，逐步提升特區治理效能，那將是「一國兩制」下最好且理想的場景。

香港01：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過後，北京開始嚴厲督促香港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促使治港群體打出改革旗號。您怎樣理解北京希望香港做到的「改革」？在您看來，香港當下的所謂改革又是否符合北京的期望和要求？您在《思維慣性與民生問題》一文中提出，香港需要「勇於革新不合時宜的管治哲學」；可否展開談談，那套管治哲學是怎樣的？

閻小駿：中國有句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提出的六「可」改革，是對管治體系的一種改善，其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好的發展和長期的繁榮穩定。至於香港當下的改革，我認為具有很大的優勢，而我在文章中談到的香港需要勇於革新管治哲學，實際上從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大家一直沒有停止思考這個問題：從最初的「經濟放任」，到現在的「有為政府」，我們都在思考如何不斷成熟、完善並且符合世界、香港和國家發展的需求。可以說，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也在一直不斷發展，並且發揮着越來越積極的作用。

我也曾提出，香港在21世紀的發展中，需要五個方面的發展動能，包括：創新引領的新質動能；以平衡性、整體性為依歸的協調動能；以可持續為目標的綠色動能；能夠實現全方位、多層次、雙向度、制度型的開放動能；以及以公平正義為導向的共享動能。如果能夠更好地振興這五個方面的動能，將會有助於香港未來的改革以及發展穩定等各方面工作。

這五大動能，也是全球在21世紀都要面對的問題，所以這也是剛才提到的「共性」和「特性」的關係。對於新質動能，從21世紀的前20年到25年，生產力結構、驅動以及人力資源基礎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對高等教育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我的感觸非常深刻。至於協調動能，所有國家地區和政治體中都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同時也存在社會階層發展不平衡問題，所以民粹主義如此盛行，因而需要協調。綠色動能，意味着可持續發展。開放動能，將是香港的特色，我們應該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因為我們原本就是一個交流和開放之城；而全方位、多層次和雙向度的開放，意味着我們既對中國內地的開放，也對世界的開放，將促使香港作為我國參與國際制度建設和準入標準建設的一個很好窗口。共享動能，是全球需要解決的公平正義問題：如何讓社會階層公平享受到發展成果。

香港01：您提到的五大動能，也是源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而您將其和香港實際發展狀況結合起來，為解決當下的發展困境給出一個破題的思路。根據我們的觀察，至少在香港的研究領域當中，很少有學者能夠像您這樣，幫助香港構建理論；又或者說，在治港群體當中，大多數人還是停留在抄抄文件、喊喊口號的層面，並沒有真正深入了解國家政策、積極對接國家思路。

閻小駿：我了解到，香港的政策研究界對國家政策的研究非常深入。香港最大的特點是兩個方面的「同頻共振」，既與我國政治話語同頻共振，也與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頻共振。因此，我們在香港進行政策研究和理論研究的最大優勢，就是我們可以融合這個兩方面，實現國際文化、多元文化的互相交融、互相借鑒，而在這個過程中，研究我國發生的事情、話語和政策以及將其運用到香港的發展中，對於香港而言非常重要。

香港也正好處於一個在理解國家發展、國家政策和政治話語等方面，非常有利的位置。因為我們距離國家不遠，正是一個適中的位置。我研究中國縣級的管制和治理，既可以密切觀察中國內地縣級的治理，也可以跳出此範圍，以適當的距離進行理論分析。這種既不是很近也不是很遠的方式，為我們理解中國政治發展和中國話語提供了非常好的點位。

自香港特區成立以來，香港政策界、學術界對國家理論和研究的貢獻相當大。香港的學界和政府的做法，都是在不斷學習和創新。例如「融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應該是一種「雙向」融入，在交流過程中實現融入，而香港正好具有一個有利且獨特的優勢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