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靠「商業贊助」栽培奧運選手　真的較中國「人道」？

里約奧運來臨，媒體焦點都會落到不同國家在運動場上的表現。近年中美在奧運獎牌榜上激鬥，然而不少西方媒體報道時的取態，卻頗見差別對待的味道，甚至相當意識形態化。以美國傳媒為例，有關中國隊的報道，不時都存在這樣的潛台詞—中國唯金牌至上，在所謂舉國體制之下，國家機器不惜擲巨資栽培金牌明星，過程中運動員備受殘忍虐待，反觀當美國隊獲勝，則是美國體制較為優越的證明。然而，這是否屬事實？

在前往奧運的黑暗道路中，躺滿了中途失敗女孩的『屍體』，她們被操練、壓力和屈辱所壓垮。有女孩在13歲回到家時發現父親已經拋棄了家庭；有女孩要鎅手腳自殘，不然無法承受心中的痛苦；有女孩在出席畢業典禮前，要先到精神病院休養兩小時。有女孩弄斷她的頸和背。更有一名女孩為了追求體操渴望的無重身體，活活把自己餓死。

體育制度突顯意識形態之爭

美國老牌雜誌《The Nation》在上屆倫敦奧運期間就曾指出，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媒體，在奧運期間充斥着「棒打中國」的報道，批評中國的舉國體制壓搾運動員，選手被迫自幼與家人骨肉分離交到國家手中，至於葉詩文的游泳金牌更被質疑是靠禁藥得來，儘管有關指控根本是「零證據」。「就像冷戰時代，奧運變成了一個政治戰場。中國在獎牌上的成績，被極盡能事地以批判、醜陋甚至是種族主義的角度來解釋。」

美國輿論經常都強調，與蘇聯或中國依靠國家強權銀彈的體育制度不同，美國沒有國家資助的精英運動員栽培制度，而是講究民間自下而上、依賴民間企業贊助和有組織的高校運動員培訓計劃成就出來的。這個描述背後所反映的，正是美國社會一貫的意識形態：國家主導意味強權和壓制人民，市場主導才是更優越的王道。

有別舉國體制的美式壓榨

問題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式」精英運動員栽培制度，是否只是換了另一種方法壓榨運動員？是否一樣是金牌至上主義？

與中國由國家代理的物色訓練制度不同，美國運動員大多是由私人教練或學校所發掘。美國有制度化的體育獎學金制度，青少年運動員通過在校際比賽表現，博取優秀學校及名教練的賞識，取得獎學金，一層層地上升到全國水平。當中開支，則依賴經理人及教練為他們爭取商業贊助。一些美國評論就指出，在栽培精英運動員上，美國所花的錢，比起中國等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的金牌同樣是靠錢堆出來的，分別只在於財源並非來自官方，而是各式商業贊助。

只有訓練比賽的美國少年

美國輿論常批評，在中國，兒童運動員極早就要投身體育訓練，被硬生生地奪走童年，失去正常讀書學習機會，反觀在美國，這些青少年都是在普通學校中上課。然而現實是，這些少男少女根本不能過正常的校園生活。他們的校園生活，同樣只有訓練和比賽。一名美國高中運動員曾在《華盛頓郵報》上描述自己一年最少比賽90次，而他在13歲時，更試過１日內穿州過省在3個不同的城市內比賽。學校聲稱會提供的正統教育，更多時只是考試前的「補堂」或一些毫無實用價值的資格證書。不少美國大學運動員退役後，發現自己的學歷根本不被承認，最終要靠散工過活。

在中國，間有窮苦人家送子女到體育學校訓練，冀望子女成為國手躍上枝頭變鳳凰，為全家帶來經濟保障。這種情況看似不會發生在相對富裕，也沒有「舉國體制」的美國。但事實上，只要看看一些美國籃球運動員的故事，就會發現這種情況在美國同樣常見。貧民窟的父母，特別是少數族裔，同樣會為了脫貧將自己的子女送到體育教練手中。

同一個世界，同一種折磨

在《Why Johnny Hates Sports》中，作者恩格（Fred Engh）就描寫不少家長都將希望子女的籃球成就，能成為他們的長期飯票。

那麼，這些父母的期望實際嗎？美國運動員的收入相對依賴商業贊助，若然能夠成為熱門運動的明星選手，自然贊助及收入同步上升。但若投身非熱門運動，即使是首屈一指的選手也可能相當拮据。根據美國田徑總會的估計，超過五成在各自專長田徑領域位列美國前10名的運動員，年收入低於15,000美元（月薪不足9,750港元）。

談到中國的「舉國體制」，西方輿論經常批判的另一點，是中國教練虐待運動員。然而在制度截然不同的美國，是否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儘管美國體操名教練卡羅伊夫婦（Béla & Márta Károlyi）為美國帶來多個獎牌，但多位受他們訓練的運動員，在退役後都指控他們在訓練期間虐待運動員，包括1996年奧運金牌得主莫恰努（Dominique Moceanu）、1987年泛美運動會金牌得主菲利普斯（Kristie Phillips）等體操精英。當中莫恰努指她曾被卡羅伊夫婦用電話擲向她及在她頸部受傷時，仍然強迫她作賽。

教練性侵運動員醜聞屢傳

美國體育記者賴恩（Joan Ryan）在1995年出版的《Little Girls in Pretty Boxes》及1986年美國全國冠軍Jennifer Sey的回憶錄《Chalked Up》等，都詳細地描述了美國體操訓練制度中無處不在的飲食失調、抑鬱、虐待等問題，甚至指控在美國體操界中不少男教練對尚未成年的女生起色心甚至性侵犯。

Jennifer Sey指出，最大的問題是美國體育界和整個社會對這些事的態度：視而不見、對受害者袖手旁觀。2010年，美國游泳協會爆出教練性侵運動員的醜聞，而在案件中游泳協會不只沒有協助受害運動員，更包庇犯事教練，協助他們轉去新州份任教，逃避罪責。而即使醜聞「落幕」6年後的今日，仍然有迹象顯示美國游泳界的性罪行個案嚴重。

美官員對禁藥嫌疑視而不見

自首屆現代奧運，各國就視奧運為宣揚國威、愛國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場合，美國也不例外，由此衍生的不健康現象，不會因為一個國家採取什麼制度而改變，只是具體表現方式不同。美國法學教授高勒（Dionne Koller）曾發表論文，談論體育民族主義與禁藥問題，指出美國精英運動員栽培制度的「民間性質」，令每次有知名運動員諸如女飛人鍾絲被揭服用禁藥時，美國官方都可與之劃清界線，也令國人相信美國選手的禁藥問題只是個別害群之馬所為。

然而她認為，必須點出政府與奧運競技、禁藥問題的複雜關係，了解到背後的「金牌至上不擇手段」思維，並認清政府在當中扮演着的「真正角色」，才有機會真正根治禁藥問題。高勒在論文中提到，政府官員對很多美國奧運選手涉嫌靠禁藥摘金的「堆積如山」證據視而不見，其實豈是偶然？

美國老牌雜誌《The Nation》就直言，中美的體育制度都存在問題，都需要改革，可是美國不少輿論對美國運動員的問題和痛苦卻視而不見，與其花時間大肆撻伐中國，還不如先醫自己，「實現更人道的精英運動員培訓，應由自己家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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